毫无疑问,陈映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台湾最重要的作家,而且,即使从全中国的范围来看,陈映真仍然是这一时期中国有数的大作家。但很遗憾的是,目前两岸对于这一点都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这是两岸70多年来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随着两岸交流的日渐密切,随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逐渐为世人所认识,陈映真作品的价值将会逐渐大白于世。
目前所知,陈映真入狱前有3篇小说写完未发表。根据陈映真自己回忆,《永恒的大地》因为比喻太明显了,所以姚一苇力劝不要发表这篇作品。陈映真入狱两年后的1970年2月,方由友人更换笔名为“秋彬”发表(于《文学季刊》第10期)。《永恒的大地》不长,虽未必完整塑造了人物个性,但3位出了声的角色确实不能说不鲜明:阁楼上从未现身的凶老头(以下称“爹”),每出声就是训斥楼下的儿子(以下称“男子”以免文意混淆),男子与同室的台湾籍女子“伊”都畏惧爹,每当男子有情绪,尽向伊发泄,伊只是受着暴力和欲情。而如下文将呈现的,即使尚未将拟人化了的现实批判还原为作者陈映真最初的政治思考,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基本掌握了角色关系或各角色情绪的诠释余裕,某种程度证实了姚一苇当年的提醒。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以下简称《加略人》)属于陈映真“《笔汇》时期”的作品,用陈映真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弥漫着市镇小知识分子受挫与困辱的情绪,“只是一味凝视着孤立的个人的、滴着惨绿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伤自怜”。这篇《圣经》故事新编式的小说,将原典中的背叛者犹大,改写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此,陈映真曾经谈到,他本想把犹大写成“一个改造者,一个解放的人”,但是怕父亲看了难过,所以还是按照《圣经》的形象去写。于是,在这篇小说中,犹大以一个先行者的狂傲姿态出场,最终却屈辱肮脏地死去,不过这一情节的逆转固然可能出于青年陈映真在宗教信仰上的犹疑,但恐怕更是因为彼时的陈映真正经历着思想上激烈的自我搏斗。犹大是个有罪之人,然而罪从何来,小说文本的逻辑却要比宗教故事复杂得多。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篇小说,不禁要惊讶于陈映真在那个压抑、恐怖的历史情境中,竟能对于理想、政治和革命展开如此深刻,甚至充满了预言性的思考和写作。它所触及的一系列命题与矛盾结构,至今仍然是台湾政治运动中最为根本性的症结所在,而陈映真以其天才的笔触和早慧的思考,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就为我们提示了问题的框架。
刘大任先生曾在其小说《远方有风雷》后记中提及自己的这部作品“有点硬”,“大陆背景的‘硬’,是因为对台湾的陌生;台湾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则对小说反映的‘左翼生态’,可能不知所云。”如果抛开小说的“保钓”题材,从读者接受心理方面,陈映真先生的思想与文学实践在海峡两岸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群体中亦有相类的隔膜/错位境遇。刘大任与陈映真在上世纪60年代即是朋友,曾共同参与《剧场》《文学季刊》等同人刊物的编辑,在文学观念与对左翼思想的接触方面多有交集。刘大任于1966年赴美留学,后参加“保钓”运动;陈映真则于1968年被捕,两人分别踏上不同的人生轨迹,亦各自展开相异的思想实践。
2016年11月22日,卧病长达10年的陈映真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台湾文学界,他是上世纪60年代便已成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后又以“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著称,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了关注底层命运的纪实性杂志《人间》;在政治倾向上,他是因“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于1968年被捕并移送绿岛的政治犯,直到1975年出狱才得以继续写作,经过这段身陷囹圄与白色恐怖中被捕的台共党人朝夕相处的岁月以后,“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两岸关系方面,陈映真更是一个坚定的统派,1990年作为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创盟主席率队访问北京,其后更是以人间出版社作为据点出版大量台湾左翼史料及论著,艰难地与“台独派”的文学史观力争。
11月1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作家协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台湾人间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纪念陈映真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