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慈父志 今日我笃行

2019年07月05日来源:陕西省台胞之家网

——忆我的父亲庄明夫

  父亲节与建党节总是携手而至。

  我的父亲是一名参过军的老党员,也是一名优秀的党支部书记。每逢此双节,我的思绪总会飘回十一年前父亲离开的前一天,丈夫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来医院替换我,正当我要离开时,脑海中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今天是父亲节!于是我寻遍医院附近的花店,就为了给父亲送上一把红玫瑰!

  父亲爱玫瑰,是因为祖母爱种玫瑰。父亲曾在我们居住的小院四周种满红玫瑰,每逢五月,炽烈的红玫瑰就会把母亲种的各种蔬菜围在中间,好似一幅优美的田园画,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朗诵起罗伯特·彭斯的诗:“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每至此,父亲总是会嘴角上扬,露出满意的笑容。

  当我将一捧炽烈的红玫瑰送到父亲的病床前,整个病房霎时多了一抹温馨。火红玫瑰的映衬下,父亲的脸色似乎也好了许多。有个护士把我拉到一边关切地说:“你要是想哭就哭一哭吧,陪床的这段时间,我看你那么淡定坦然,可别憋坏了。”我说:“不是我淡定,是父亲面对疾病的从容让我无法在他面前失态。”

  人生总是在不断地告别,2008年6月16日,父亲走了。当天上午,他的身体状态刚有些好转,就让我拿来纸笔,吃力地教了我一个新的英语学术词汇。父亲的从容淡定和坚强毅力,让我也有了一颗强大内心,使我能从容伺候失智的母亲,让她在懵懵懂懂中安享天伦之乐;也教会孩子在繁杂的学业中从容面对波折,如愿考上名校。这也是父亲精神的传承吧。

毅然投身干革命

  我的父亲庄明夫,1926年9月生于台湾省台南市,195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毕业于华北高等工业学校,9月在张家口参军入伍,12月调到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曾任教育干事、教员、编译员、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具有日文专长,曾多次为到校讲学的日本专家作课堂翻译,并翻译出版过5本日文专业书。1983年起,父亲连续担任第五、六届陕西省政协委员,1986年担任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89年起连续担任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三、四、五、六届理事会顾问。1990年4月离休后,他积极从事气敏传感器事业,并获国家专利。我是父亲来到大陆后出生的,是他最小的女儿。

  父亲从小在台湾长大,深刻体会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1941年5月,父亲独自一人前往日本东京求学,由他的叔父照看。叔父早年受过共产主义的影响,是一位民族感很强的人,在他的影响下,父亲中学毕业后只身离开东京,横渡日本海,途经朝鲜,穿过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的伪满州国,于1944年回到北平。在北平,父亲目睹了日寇的滔天罪行,也看到人民的反抗,让他深受感动的是许多台湾同胞也在祖国大陆参与抗日战争。父亲留在祖国大陆的心也因此愈发坚定。

  由于受日本殖民教育和留日求学的影响,父亲的中文水平并不好,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日本人在北平开办的华北高等工业学校,没想竟被录取了,这也成为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大学期间,父亲直接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台籍同胞苏子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林朝启(著名地质学者、台湾师大教授)等老师。他们热爱祖国、投身革命的行动,深深印在父亲脑海里,是父亲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老师。父亲也跟随他们参与了许多地下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高等工业学校停办。父亲处在了留北平、回台湾、到解放区去干革命的三岔路口,可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跟随苏子衡干革命。

  日本投降前,各城门都有日军重兵把守,出入城门的老百姓都要接受守兵盘查。日本投降后,城门把守有所松懈,因此苏子衡告诉父亲和曾茂林,可趁国民党军队还没来接管之前,逃出北平城,投靠八路军。出逃当天,他们先到距甜水井胡同不远的地方集合,编了一套出城的理由,商定了出发时间和城外会合地点,然后分头到商店购买了旧的长袍大褂和礼帽,装扮成一副小商人的模样,各自相隔一定距离,混在出城人群中,等待日本兵盘查。

  “咳,你的什么名字?”

  “庄明夫。”

  “从什么地方来?”

  “从甜水井胡同来。”

  “到什么地方去?”

  “到乡下去买点粮食和蔬菜。”

  日本兵听完父亲用日语的回话,又进行了搜身,这才挥手放行。父亲原名庄明懋,为了不被日本兵查对出来,才改名庄明夫。好在当时已不查证件,可用更换姓名的办法巧出城门。

  在约定地点会合后,他们换上便装,沿城墙向西北方向步行了约30公里,艰难地来到革命根据地边界。父亲惊奇地发现,前面竟停着一辆卡车,车上还有30余名从平津地区来参加革命的男女中学生。没成想卡车刚走两个小时就熄火抛锚,一行人只好再次改为步行。虽然当时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路上他们仍然遇到了部分负隅顽抗的日本士兵,通过斗争教育,加之队伍内有几位“日本反战同盟”的人士,这些日本兵最终也选择了投降,父亲如愿以偿的在抗日战争的收尾阶段为祖国胜利添砖加瓦。就这样,父亲参军入伍,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

  华北军区工业部对父亲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组织他们参观了张家口及附近下花园、宣化等地的厂矿,意在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和为解放区服务的责任心。

  军区设有无线电训练队,后来改名为华北电专,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的一部分。父亲被分到电训队从事教学工作,从那天起,他就在学校驻扎了一辈子。

父亲(左上最后)在张家口参军时的合影

青春无悔育人才

  解放区的生活十分艰苦,吃住都不如大城市。在阜平下店村时,父亲他们三四个人挤在一张席大小的土炕上,吃的虽是混杂着石沙的小米,生活却也充满了欢乐。工作之余,虞征常常拉起小提琴,演奏舒伯特的优美曲子;陈平看英文小说入迷;有时他们把几个月的津贴都留起来,到城里去买白面、羊肉,包馅饼吃。没钱时,就谈论大城市的名点佳肴,叫“精神会餐”。住曲阳县时,驻地有一条溪流,他们经常在那里洗澡,冬天在冰冻的河旁打雁。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团结和睦、生活愉快。

  条件虽然艰苦,但学校秉持着“理论长才干,实践出真知”的原则,非常重视实验教学。1945年第一次解放张家口时,曾缴获一批日军通讯器材。当时在张家口南菜园三科的器材库中,有大量日本军用通信机、广播设备和民用收音机。在宁远堡有敌人留下的10kW的短波发射台,除主机外,还有不少中小型发射机、电机等。从张家口撤退时,不能运走的就地炸毁,其余的都带到了学校,这些通讯器材对教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示波器、频率仪、休斯顿电桥等都是对学生进行示教不可缺少的设备。这种直观教学,帮助提高了学生的理解力,有效缩短了教学过程,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通信技术骨干。

  解放战争时期,很多毕业学生随军队官员一道进入各大城市,接管通信部门,成为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担任了通信部门的总设计师、部长和高等学院的院长。记忆中,总是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来看望父母,他们大都在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父亲可谓桃李满天下。

  父亲不仅培养了众多通信人才,还致力于图书馆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图书馆副馆长,积极探索和研究图书馆藏书系统,呼吁国家图书馆和各大系统中心图书馆通力合作,提倡图书馆从封闭式藏书系统向开放式系统转换,以更好的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父亲还是省翻译协会的会员,因精通日语、知识渊博,不少单位有日本专家学者来访时,都会邀请父亲做主翻译,父亲娴熟的翻译技巧也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好评。他还与母亲合作翻译了数本日语书籍,其中有《伦琴传》等,同时协助母亲完成了《化学Ⅰ·Ⅱ问题700选日本历届高考化学试题》《开拓未来的尖端材料》等书的翻译。退休后,他仍然发挥着余热,跟我母亲开始致力于传感器事业。

刚到西安时一家人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合影

父亲工作的图书馆,左边是母亲

发挥余热乐奉献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矿区瓦斯爆炸事故频发,不仅危害了矿工的生命安全,也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父母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类新闻就无比心痛。于是他们彻夜查阅国外的各种资料,积极与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沟通,借2005年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协会赴日考察团的契机,他们对日本传感器检测、监控设备和汽车行业进行了考察,并受邀去松下公司进行考察。

  通过对日本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的深入了解,以及多次邀请日本专家来华讲学指导。父母所在的课题组经过无数次通宵达旦,终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较早较成熟的有毒有害、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器(三氧化二铁系燃气报警器),并获得了国家专利,当时刚大学毕业的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后来,父母又在湿敏传感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受到了全国传感协会和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也因此成为全国传感器协会的重要成员。

  那时我们的报警器技术已相当成熟稳定,可以大批量投入市场,但因为我们是研发企业,不具备生产能力,只能与其它企业合作。父亲在选择合作方时,严格把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对一切只看利益、不注重产品质量的企业一概拒绝。父亲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能为了钱而忽视产品质量。”

  合作企业虽接踵而来,但父母对产品质量的严要求始终没有松懈,这也使很多一心求利益的企业打了退堂鼓。这些现象让父母不愿再把时间耽误在经商上,转而投身于对学生的无私培养,他们自己出钱辅导学生做各种课题。退休后的十几年是父母合作最完美默契、最无私奉献的十几年,他们充分发挥了余热,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在致力于传感器事业的同时,父母还积极参与省台联的各项工作,为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还不忘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被学校多次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

  2005年隆重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邀请了一大批亲历抗战的老战士、老战士遗属、海内外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70多万亲历抗战的老战士、海内外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颁发纪念章。陕西省委统战部组织省里的5位老人参加了这一盛会。这5位老人分别是当年从台湾赴大陆求学并参加抗战,后一直任职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父亲;抗日将领关麟征之妹关梧娟;抗日将领方晓松之女曹湘琴;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陈光舜;杨虎城之女杨拯英。

  这对父亲而言,是莫大的荣誉,是支撑他老人家在最后的几年中与病魔作斗争的坚强动力。

抗战胜利60周年重返张家口

 

言传身教育后人

  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都在我们子女的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每当忆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和品德操守,连同一件件细微小事,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爱读书,家里不仅藏书众多,每逢假期,父亲还会从图书馆借来很多书籍,读书因此也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父亲教会我要有大的格局,让我学会放眼社会,而不是囿于个人私利。他有空的时候总喜欢把我带到墙上挂的地图前,指着一块地方,先提出问题,然后就这个地方引出无限的知识来,这种习惯他也延用到了我的孩子身上,就在那方寸之间,给我们引出无限大的世界。我儿子对此受益匪浅,他虽然学的是工科,但自小就对地理历史掌握颇深,并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最重要的是,父亲教会了我如何做人。他从小就教育我要爱惜公共资源,随手关灯、关水;教育我要学得一技之长,凭本事立身处世、报效国家;教育我要为人实在、乐于助人,朋友托付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父亲对母亲情深义重,母亲在我幼时曾被调到外地工作,很久才回一次西安。每次离开,父亲与母亲总是万千不舍、黯然落泪,即便如此,父亲始终坚持按规定办理母亲的调动手续,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姊妹几个找工作时,他也从不托关系、找门路。直到我步入中年,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才真正感悟到,父亲不为家人做嫁衣、不给家人找门路、不为家人谋私利的高尚品行和良苦用心。

  父亲的一生,始终有一种使命感。他身体力行,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严格自律、不为名利,忠诚于党、忠于人民的高风亮节。父亲的精神,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时光淡化了往日许多记忆,但我犹记得父亲生前总对我们说:“愿台湾回归的日子早日到来。”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台胞最大的愿望!

  (作者:陕西省台联理事,庄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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