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朱宗庆”几乎等于是“打击乐”的代名词，成立十几年来的朱宗庆打击乐团，不仅是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因为他使得打击乐在整个台湾社会生命盎然地“动”起来。乐团不仅敲击出一串串跳跃的音符，更书写出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因为它重新改写了打击乐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地位。
　　 朱宗庆长得并不像搞音乐的，倒像是一个温谦的商人。不过幽默的词句常挂嘴边，让人不时见识他闪烁的智慧。“台湾打击乐教父”是外界对朱宗庆的称呼，而现在除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身分外，他还是“2009高雄世运会开闭幕典礼总导演”。不管做什么，朱宗庆都是“玩真的”，而这股自信来自于专业，以及负责的坚持态度。

　　来自乡下的孩子

　　朱宗庆是来自台中县大雅乡的乡下孩子，很少艺术家像他一样，在访谈中一直把自称是“乡下孩子”挂在嘴上。

　　他说从台语歌星文夏的歌，及学校的升降旗典礼开始自己的人生音乐课，参加学校的管乐队时，他所能见到“职业音乐家”是庙会里和丧葬上的康乐队。当乡下孩子朱宗庆进了“国立艺专”，才发现自己努力吹小号的嘴形是错的，那改学萨克斯风好了，结果麻烦更大，因为学院派里没有人主修这种只在歌厅出现的乐器。当时音乐系里流行一句话：“不会吹，不会拉的就到后面去打鼓吧。”没想到，这个没有人要坐的打击乐位置，成就了日后朱宗庆“台湾打击乐教父”的地位。事实上，从小就是个音乐“梦想家”的他，正是一步一脚印，努力的把“梦想”实现出来的人。

　　30、40年前的台湾城乡差异很大，而朱宗庆的父母颇为开朗，虽然鼓励两个儿子读书，确从不逼迫，也让少年时的朱宗庆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当时台湾还没有9年义务教育，上初中是要考试的，所以5、6年级时，大家就去读补习班，大部分同学每天都用功读书，我因为父母不会逼得很紧，所以在读书外，还常到河里游泳，爬树，玩耍。虽然如此，我的课业成绩都一直不错。”上了初中，自然比起小学生活来就当然丰富得多。少年的朱宗庆在学校不仅参加乐队、学钢琴，还参加篮球队。“那时候，我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喜欢的事情太多，花很多时间在做想做的事情上，相对的，花在课业的时间就减少许多。虽然我是以全校第四名考进去的，但却是勉强才毕业的。”

　　尽管参加的活动很多，但让朱宗庆印象最深刻还是音乐，初中二年级时还和几个同学组成名为“Golden Star”（金星大乐队），尽管采访中，朱宗庆总说这个名字俗而亮，确成为他少年记忆中的最好时光。“当时年纪小，想要自己组乐队，主要是因为学校的活动不能满足我们，所以我们几个对音乐很有兴趣的同学就自组乐队，利用课余玩音乐、当伴奏。在乐队中，我虽然担任队长，其实就是‘总管’，每次练习时，打鼓的同学没来，我就打鼓，吹管乐器的没来，我就吹管乐器，大家到齐了，我就当指挥，所以乐队里每项乐器我都会。那时候因为学乐器或参加乐队纯粹是兴趣，不是为参加音乐比赛或考试，所以不会有压力，就每种乐器都学，但是并不专精。”

　　小小的音乐梦想

　　当年参加金星大乐队的同学，如今早已远离音乐，而唯有朱宗庆继续着自己的音乐梦想。时常有人问朱宗庆，小朋友学音乐要从什么乐器开始，而他的回答也总是，只要有兴趣，学什么乐器都不是问题。接触音乐，对每一个小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很庆幸父母支持我读音乐，毕竟在当时，乡下地方很多人都认为学音乐是没有出息的。台湾有一句俗谚说：“做人最衰，剃头、打鼓、吹鼓吹”，意思就是不入流的职业。在这样的情形下，父母还愿意让我学音乐，我一直觉得我的父母真伟大。”

　　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在音乐上，朱宗庆勉强初中毕业。按他的话说，“运气不错，考上大甲高中”。还没去念高中，他听同学说可以报考“国立艺专音乐科”，热爱音乐的朱宗庆马上写信到学校报名，可惜因准备不足而落选。“念了一学期高中，我又决定上台北准备重考。当时很多人劝我，万一没考上就会‘两头空’，没学校念。我还是坚持重考，很简单，我极端热爱音乐。”所幸努力没有白费，这一年的重考让朱宗庆顺利考上艺专音乐科。而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艺专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从一个乡下孩子到台北这个大都市，很多事情都觉得非常不习惯。城市的孩子比乡下的孩子跟更有自信，像开始练习乐器时，他们不管会不会都大方的练，可是我就怕练不好被人笑，会特地选没有人的时候再偷偷练习。”或许就是因为个性内向，不善言词，朱宗庆在艺专的5年把很多心理的期待和梦想只放在心里，藉由音乐来表达自我。时至今日，朱宗庆会自我调侃道，“以前的同学很难想像现在的我居然可以到处演讲，其实我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完全是磨练出来的，因为教书及工作上的需要，我必须面对不同的人，不得不训练表达能力。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每个人对于能力不足的地方，只要有心，都可以有长足的进步。”

　　异国求学崎岖路

　　如今朱宗庆头顶的光环很多，艺术家、音乐教育家、先知、大师，林林种种不胜枚举。朱宗庆确说，“我并没有从小立志当音乐家。和很多同辈的人一样，我的音乐启蒙是家乡庙口的野台戏。” 当我问他这一路走来，最苦的是那段时光，他回想片刻说，“我在维也纳进修的那段日子，包括体力与精神上的苦，只是，那些实在还是自找的，因此所有的苦都得自己吞咽，不能回头。”

　　 1979年，25岁的朱宗庆已是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打击乐首席，而他确放弃安稳的职位和生活，决定到异国去深造。“劝退”的人不知有多少，都没能打消他求学的意念。朱宗庆坦言，25岁以前，他根本不知道计划为何物，只知道自己喜欢音乐，做事没有什么计划。“老实说，我在机场就已经有些后悔了，面对家人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对于那一个陌生城市的恐惧感，再加上飞机延误了四个小时，我又因为不知名的原因整天都身体不适，其实心理是有点想着要放弃，甚至已经开始向航空公司探听回国的班机，所幸是因为没有飞机可以回家，所以我不得不飞往维也纳。”尽管“勉为其难”的飞到的维也纳音乐学院，但更大的问题出现了，音乐学院的教授们认为朱宗庆已经25岁，“太老了！”竟没有一个愿意收他作学生。这始料未及的困顿，犹如一桶冷水洒在朱宗庆的头上。“当时，我只想立刻收拾行囊返家，可是心理上又不愿意这么轻易的退却，总觉得当初是反抗所有人的疑虑而出国的，长辈的红包也收了，亲友们送行的饭也吃了，如果才刚刚开学就回家，面子上实在挂不住。几番思索后，我决定留下来奋战。”

　　或许开始仅仅是碍于面子而没有折返回家，朱宗庆开始了音乐学院旁听生的求学生涯。“我相信我不比任何一位学生差，只是上课的机会永远轮不到我，我只有在一旁旁听的份。”不久机会来了，一天，有位同学缺席，便要朱宗庆来顶替，谁知他的表现，让教授大为惊讶，不断赞赏。自此，朱宗庆终于成为维也纳音乐学院的正式学生。在异国求学的4年，让朱宗庆有了更多机会学习外国音乐教育的精华，也见识到众多优异精湛的表演，而跟更重要的如他所说，便是了解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未来在音乐教育上的方向。1982年学成回台的朱宗庆时隔4年后组建台湾第一支以“传统与现代融合，西方与本土并进”的职业打击乐团。如今朱宗庆打击乐团已成立24年，透过不同型态的音乐会，朱宗庆让打击乐更亲近民众的生活，除了演出严肃的经典音乐会，或是轻松的推广性音乐会，乐团更在十多年前首开先例，举办专为儿童设计的儿童音乐会，让打击乐深入每个家庭。

　　Q&A

　　《台声》：如今在台湾朱宗庆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打击乐的代名词。采访之前我也特意去看一些以前的纪录片，有一场你和团员在庙堂口的演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可能很多人从没有想过会在那里进行打击乐表演。

　　 朱宗庆：1982年，我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回到台湾，当时我在想推广打击乐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怎样推广？所以那时候我一回来就和福茂唱片签约，做很多当时许多文化人觉得没有办法在影视综艺频道做的宣传，上张小燕的综艺节目，到庙口广场做户外演出。因为我自己从小在台中乡下长大，能体会人群聚集在一起的感动，但到庙堂口演出，也是想了很久，为此还改变了很多民摇、节庆小调，当时很怕演出时被人骂。所幸，活泼热闹的演出一下就吸引了很多人。后来不断有庙堂邀请我们去录制节目。

　　 《台声》：我知道你在台湾做了非常多的打击乐推广工作，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在庙堂口演出等户外表演。大概在25年前，你就在台湾启动朱宗庆打击乐教学系统，以孩子的敲打本能为媒介，让孩子在自然情境下感受音乐，引发对音乐的兴趣。

　　朱宗庆：打击乐是最自然的事情，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非常多，确常常被忽略掉。其实只要有心跳的人就不会拒绝打击乐，他拒绝是因为他听到不好听的声音，怎么样把最自然最丰富的素材应用到演出上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打击乐团作了很多不同的演出，所以我们追求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任何东西只要能够敲打的都能够成为打击乐器。我们把世界上好听的乐曲经典作品传播世界，我们也作像今天这样的教育工作，我认为推广教育是最重要的，不断地累计不断地累积。让大家放松，愉悦，快乐。

　　 《台声》：从1991年你应邀上海音乐学院做学术交流；1993年随同云门舞集大陆公演；1998年大陆交流巡演，2000年大陆交流巡演，以至2008年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开幕公演，那一次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朱宗庆：其实每一次来感触都很多，1993年我们第一次到北京公演，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因为之前在台湾演出观众非常热情。但演出后，我们看到北京的观众和台北的观众一样热情，大家对音乐的感触的反应都是蛮一致的。2007年我们也在上海成立了“朱宗庆打击乐教学系统东艺教学中心”就是期望把台湾的经验提供给大陆的朋友们，大家能够一起分享。（赵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