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伟大转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纪念“五四”9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不能忘记曾在它影响下发生过深刻变革的台湾。当时澎湃兴起的世界新思潮和大陆五四运动浪潮，以迅猛之势，冲刷被日本割据25年之久的台湾岛，迅即在岛内掀起以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同化政策为核心的文化启蒙运动。
               
　　日据下第一个大规模民众团体的诞生
   
　　1919年，日本统治当局基本达成对台湾民众武力反抗的血腥镇压，新任的文官总督田健治郎，高唱所谓“内（日）台一体”，“一视同仁”等口号，改采怀柔分化的治台策略。当时的祖国大陆，继陈独秀、胡适之于1915年开展新文化运动后，1919年全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立即组成“应声会”，与祖国五四运动“同声相应”。紧接着在组织“启发会”之后，又推举林献堂、蔡惠如等，取《大学》篇中“作新民”之义，组成“新民会”。并创办《台湾青年》月刊，大力宣传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
   
　　与此同时，岛内青年学生陆续离开台湾，到大陆求学或亲自去感受祖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先后到福建厦门的有300余人，包括赖和（1917-1918）、张我军（1921-1922）。彰化出生的谢雪红，1923年在台中参加“文化协会”，1925年到上海参加抗议五卅惨案的大罢工。那时参加“上海台湾学生会”的会员己有50人。台湾学生最向往的自然是五四运动发源地、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从1916年到1930年在北京十几座大学就读的台湾学生有50人左右，如宋斐如、林子铭、张我军、洪炎秋、苏芗雨等，其中知名全国的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著名作家、台南人许地山先生。
   
　　在台湾留日学生和到大陆求学学生的推动下，岛内民众运动迅速崛起。1921年10月，在台北大稻埕静修女子学校举行“台湾文化协会”创立大会，以“总督府”所属的医学校、商工学校、工业学校学生为主，共300人。由宜兰开业医生蒋谓水报告成立经过，他说曾向台北州警务部长表示：成立“文化协会”是以“启发民智，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为主旨，只从事文化活动，不涉及政治，取得了日方谅解。会上推选台中市的林子瑾为议长，台中雾峰乡的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常务理事。指定理事41人，评议员44人。通过“会则”7章17条。拥有会员1032人，年龄最大的43岁，最小的15岁。据不完全统计，会员中毕业于日本大专院校的有11人，毕业于“总督府”所属院校的有12人。社会职业有医师（11人）、地主（9人）、记者、律师、教授、商人、工人等。
  
　　“文协”成立后立即展开话动，自1924至1927年相继开办夏季学校，男女兼收，提供食宿，聘请学者讲授历史、科学、外语等课程。并于1921至1927年先后成立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通宵青年会、苑里青年读书会、台北无产青年会、安平读书会、二林读书会、神岗俱乐部、基隆平民俱乐部、北港读书会、士林读报社、民雄读报社、台南无产者读书会、诸罗妇女协进会等。仅1923-1926年“文协”即在各地组织讲演会700多次，放映电影及演剧近千场。各项活动逐渐由城市推向农村。并且与祖国大陆和海外各种团体取得联系。这些活动对于向岛内民众介绍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提高台湾民众民族意识，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培养了一批进行群众工作及日后同日本占领者进行政治、文化斗争的骨干。日本台湾“总督府”对“文协”内部调查的结论是：“有极为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呼吁台湾民众的运动，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使其对革命产生期待”。
   
　　但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政治上尚未成熟的热血青年，也有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等政治信仰或思想倾向，甚至参加了各种政党的人。还会有钻进来卧底的日本特务和便衣警察。由于理念不同和对一些意见分歧，“文协”内部逐渐分化成不同派系。一方是主张采取激进手段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主张采取合法手段的民族运动派；以及摇摆于这两派之间的中间派。1927年初，各派意见分歧发展到无法调和，林献堂与蒋渭水辞去了职务。此后，原始形态的“文协”就名存实亡了。
              
　　传播五四新文化功不可没的一份报刊
   
　　1920年在日本东京的学生团体创办了《台湾青年》月刊，后改名《台湾》月刊，1923年又改为《台湾民报》，相继由半月刊改为旬刊再改为周刊，发行约万份。经过与日方多方交涉，终于1927年获准在台湾出版，发行量己达两万份。1930年又改为《台湾新民报》（日刊）。从1920年创刊于东京的《台湾青年》，到1937年《台湾新民报》的汉文栏被迫取消为止，这份深受台湾民众欢迎的进步报刊，在日据下坚持出版达17年之久。
   
　　《台湾民报》的内容是综合性的，除个别文章外，全部使用平易汉文和通俗白话文。它曾刊载大量文章介绍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点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介绍和转载了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鲁迅的《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赠友》，以及徐志摩、郑振铎、焦菊隐等人的创作，并附有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简介。台湾作家的新文学理论和评论，大都发表于本刊，新竹青年会等曾在该刊发起征求白话新诗活动。后期辟有文艺创作专页，发表台湾作家的小说70余篇。该刊发表过的新文学优秀作品，现已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台湾民报》大力宣扬“五四”关于“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反对歧视妇女，主张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反对迷信鬼神。此外，还刊载过一些著名外国作家的翻译文章。在政论方面则非常谨慎，多次采取转载日本报刊的办法，如1926年发表在日本著名杂志《改造》上，社会主义政论家山川均撰写的《弱少民族的悲哀》，文章深刻揭露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此文由张我军翻译，在《台湾民报》连载了9期。
   
　　当时台湾的许多社会运动家、政治活动家、新文学作家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影印出版《台湾民报》的娄子匡先生在重版前言中写道：“《台湾民报》象征近代台湾人士的磅礴的正气，对于民族传统的维护。严肃地流露‘版图虽改’（本文作者注：指台湾被日本割占）而志不可夺的实证”。因此，日本统治者对这本刊物严加监视，有几期刊物因触犯日方禁忌被勒令停售；有几期的文章中被大段删去，开了“天窗”。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勒令全台报刊除极少数外，一律取消汉文栏。深受台胞欢迎的这本刊物，不得不就此与读者告别了。
                   
　　五四新文学在台湾薪火相传
   
　　日本占领台湾后，取消汉文教育，台湾学生只能在所谓的“公学校”学习日文。当时在台湾硕果仅存的汉文书院、私塾、书房和众多诗社，都是在读八股文章和学作文言律诗。台湾文坛除少数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诗人外，大都被“读死书”的旧文人、旧诗人所把持，终日吟咏酬唱，游戏文字，无病呻吟。日本文官总督也“附庸风雅”，藉机拉拢这些旧文人和旧诗人。
   
　　1920-1922年《台湾青年》相继发表《文学与职务》、《实社会与文学》、《日用文鼓吹论》等文章，借鉴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经验，对台湾文学现状进行反思。但文章是用文言文撰写，所起的影响不大。1922年6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黄呈聪和黄朝琴，从大陆参观返日后，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宣传普及白话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直到1924年在北京读书的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才在台湾文坛引发波澜，导致一场台湾新旧文学论战。
   
　　 张我军尖锐抨击旧文人和旧诗人：“只知作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合解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一班文士都恋着垄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古典主义之墓”。因此，台湾“文学界还是暗无天日，愁云黯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些活气”。这些尖锐地指责，刺痛了旧文人和旧诗人，他们相继出来反击了。
   
　　带头的是当时台湾鼎鼎大名的旧诗人连雅堂先生，他在一本诗刊上指责新文学是主张“汉文可废”。张在《台湾民报》上答复说：新文学是包括在汉学之内的，这种指责是不懂汉学。这位旧诗人讥讽新文学青年：“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是诚坎阱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张的回答是：“新旧文学的争论七、八年前最为激烈，一班冬烘先生被一班新文学家打得片甲不留。而坐井观天之徒，夜郎自大之辈，只知己而不知彼，一味夸博，甚至捏造事实，瞎说瞎闹”。这位大诗人虽有爱国之心，但思想僵化，落后于时代，最后只好偃旗息鼓了。
   
　　有自称“闷葫芦生”者，在《台湾日报》中文栏发表文章，居然说：“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是普通汉文加几个字，如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此等不用亦可”，“如村妇之簪花簪得毫无秩序”，是“画蛇添足”。张我军认为此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新文学，未触及新文学的根本问题，只是信口乱吠，没有同他理论的必要。1925年初旧诗人郑军我，在《台南新报》发表致张我军的公开信中说：“汉学垂危，赖以复安者，无非受老前辈之支持，如此功勋岂容漫骂？”这是旧文学者对抗文学改革常用的托词，即认为只有旧文学，才能在日本同化政策下“维持中华文化于不坠”。张我军对此明确表示：“老前辈之维持不过是苟延死文学之残喘而己”。旧文人的最后一招就是摆出“老前辈”的架子，如郑军我就教训张我军“满招损，谦受益”。没想到张在给他的复信一开头就表明：“在真理面前我是决不知道有什么老前辈，什么谦逊、什么情份，这是要预先声明的。”义正词严，郑军我无言以对。
   
　　当时，同张我军共同反对台湾旧文学的，有赖和、杨云萍、叶荣钟、巫永福、吴浊流、张深切、蔡孝乾，杨华等一批新文学作家。旧文人的封闭、落后、保守，使他们逐渐在台湾文坛上被边缘化。新文学的园地则逐渐成长壮大。《南音》、《台湾文艺》、《台湾文学》、《福尔摩沙》、《先发部队》、《第一线》等新文学刊物先后出版，新诗、小说、戏剧、散文等新文学创作成果不断涌现。1927-1937这十年间，台湾新文学理论界出现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和台湾话文运动，其实质是探讨如何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这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台湾成熟和深化。不幸的是随着侵华战争一声炮响，刚刚迈入繁荣期的台湾新文学，就不得不暂告沉寂了。
　　
　　找到了台湾回归祖国之路

　　“五四”是反帝爱国运动，但台湾的武力抗日己遭到惨绝人寰的暴力镇压，台湾人民认识到：单凭岛内民众抗暴自救而回归祖国，是难以达到目的的。1924年蒋渭水、蔡培火、林献堂等发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要求日本政府设置台湾地方议会，给予立法权、参政权、自治权。这一请愿运动前后历时14年，反复“请愿”15次，递交“请愿书”多份，都被台湾“总督府”强硬拒绝。要求成立所谓“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不但遭到拒绝，而且于1923年12月，该同盟有99名会员被逮捕。日本政府认为这一运动“带有显著的民族运动色彩”，是“迈向自治运动的阶梯”，所以绝不退让。
   
　　正当台湾民众对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走投无路之时，一位中国的伟人给台湾民群带来了新的希望。那就是推翻满清政府后，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并不陌生，早在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时，孙中山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1897年陈少白受孙中山派遣，在台湾发展兴中会。1900年9月孙中山在台北市新起町（今长沙街一带）设立革命总司令部，指挥广东惠州反清起义，在台停留达44天之久。以后在1913、1918、1924年，又曾几次入台或途经台湾。1925年3月孙中山在逝世前曾遗言：“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的言行，使台湾有识之士懂得了：“欲救台湾，必须先救中国”的道理。于是他们把台湾回归祖国的希望，寄托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成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台湾青年志士先后到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罗福星、许赞之），参加黄埔军校（李友邦、张克敏）和北伐战争（林祖密、李友邦）。“七.七”抗战开始后，一些台胞通过各种途径回到祖国大陆，到延安及中共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到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经过台湾人民的长期斗争，依靠祖国全民浴血抗战，在盟军协同下，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同胞回归祖国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中国民主革命而奋斗，其人格之伟大和对台湾同胞的一往情深，受到广大台胞的崇敬。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一度传出死讯，当年2月21日出版的《台湾民报》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文章，说：“去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列宁），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大革命家，从世界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后来孙中山先生的病情有了起色。于是3月1日的《台湾民报》，以欣慰的词语发表了《孙文没有死》的喜讯。当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到台湾以后，《台湾民报》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发表了《哭望天涯吊伟人》的社论。3月24日台北市民众团体在港町（今贵德街）文化讲座召开追悼大会，有2000人自动冒雨参加。被日本禁止在会上宣读的“吊词”中说：
   
　　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皆崩，
　　如失了魂魄一样，   
　　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
   
　　这份“吊词”对中山先生表达出深厚的情感，对他遗留的未尽事业充满信心和期望。在台湾同胞心目中，永远保存着“西望中原”回归祖国的灿烂憧憬。
   
　　9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台海两岸炎黄子孙共同携手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坚决粉碎民族文化分裂阴谋，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不断创新文化，就一定会使中华文化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达到更高水平，而于全球再现辉煌！（何 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