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4日温总理在全国“两会”回答台湾联合报女记者的提问时，深情背诵了台湾著名乡土文学家钟理和的名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钟理和的这段名言出自他的自传体小说《原乡人》。这部小说被列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l980年台湾著名导演李行拍同名电影《原乡人》，讲述钟理和这位作家的坎坷一生。1999年9月在上海举办的“两岸电影50年一一李行谢晋影展”，  《原乡人》这部电影选为开幕礼首映。   

　　“原乡人”是客家话，与闽南话“唐山人”意思相同，即祖先居住地方的人，当然台湾客家人和闽南人的祖先都在祖国大陆，也就是中国人。钟理和在小说《原乡人》中讲到，  “待我年事惭长，我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做‘中国’原乡人叫做‘中国人’”，  “父亲叙述原乡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带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家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   

　　钟理和(1915——1960)，笔名江流、里禾，号钟铮、钟坚，生于台湾屏东农家。他的代表作有：《夹竹桃》、《原乡人》、  《笠山农场》等。1945年他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亦是唯一一本小说钟理和集《夹竹桃》在北京马德增书店出版。这本小说集中收有《夹竹桃》、  《新生》、  《逰丝》、  《薄芒》等中篇小说，仅有163页。 

　　钟理和家境不错，婚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其父是台湾屏东六堆客家地区有名的农民商人。到了学龄时，他上过日治时期台湾学生能上的只教日文的公学校，后因病转读私塾学习汉文。18岁结束私塾课业，被派去父亲经营的农场督工，与同姓女工钟台妹相恋。当时客家传统不容“同姓结婚”，他们的恋情遭到家庭和社会的强烈反对。钟理和不屈服，勇敢地挑战旧俗，1940年8月3日毅然决然带着钟台妹离开台湾，辗转台湾高雄、基隆，日本下关，韩国釜山，怀着当作家的梦想，投奔到从小常听父兄讲述的、从小就憧憬的一一原
乡。几天后他们抵达辽宁奉天，先暂住一位同乡家，不久租屋而居。然而当时的“满洲国”不是钟理和心目中憧憬的“原乡”——祖国。l941年他又举家迁往北京，住了近6年，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才全家返回台湾。 

　　钟理和在奉天做过几个月的司机，他虽懂曰语，但从不说日本话。他宁可失业，也决不替日本人办事。在北京家境困难时，连儿子喝的奶都买不起，他仍拒绝以“日本侨民”的身份领取物资补助。虽清贫度日，但他坚持笔耕。 

　　记录他在奉天生活点点滴滴的作品有《泰东旅馆》、日记体小说《门》和《地球之霉》。住在北京的几年间，他曾游历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参加台湾旅平同乡会的活动，以“江流”笔名撰文《为台湾青年伸冤》和《为海外同胞伸冤》，并翻译介绍日本文学作品。他的《白薯的悲哀》以模糊的笔调道尽当时在北平生活的台湾人的悲哀。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1946年3月底钟理和带领全家人返台，并在屏东县内找到代课教师的差事。不幸的是教书没几个月他就因肺疾病倒。此后，不得已辞去教职，进入松山疗养院长期疗养，动过两次胸腔大手术，剪去六根肋骨，直到1950年10月底才出院回家。1954年1月，逢次子因病夭折，钟理和后悔痛苦不已，他写了小说《野茫茫》。这篇作品，刊载在台湾《野风》杂志上，是他病愈返家后，第一篇发表的作品。 

　　返台后钟理和一直处在贫病交加中，而他笔耕不辍，又屡遭退稿的窘境。应了无巧不成书的说法，同样曾有北京生活经验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鼎力相助，她主编联合报副刊，力推刊登台湾乡土作家作品。这样钟理和的小说散文终于有了较多的发表机会。1955年他完成唯一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l956年11月获得台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长篇小说第二奖。钟理和生前的文学创作成绩，并未得到当时文坛的肯定，甚至在死前要求家人把手稿全部烧掉。去世后，经由林海音等友人的努力奔走，长篇小说《笠山农场》终于出版。上世纪七十年代，《钟理和全集》出版发行，他的文学成就呈现在世人面前，引起文学评论界对钟理和文学成就的关注，形成了一股“钟理和的研究风潮”。 

　　钟理和回忆学习写作的过程时，提到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钟浩东(钟和鸣)，  “我少时有三个好友，其中一个是我异母兄弟……有一次，我把改作后的第一篇短文(雨夜花——描写富家女沦落为妓的悲惨故事)拿给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看过后忽然对我说，也许我可以写小说。我不明白他这句话究竟出于无心抑或有感而发，但对我来说，欲是一句极可怕的话。以后他便由台北，后来到日本时便由日本源源寄来世界文学及有关文艺理论的书籍(都是日文)给我。他的话不一定打动我的心，但他这样做法使我继续不断和文艺发生关系则是事实。我之从事文艺工作，他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台湾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始于“基隆中学案”，钟浩东时任基隆中学校长，作为“传播进步思想案件的首犯”，于l950年10月被枪决。钟家这两位难兄难弟，虽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但他们不愧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榜样，是原乡人的好儿子。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三哥(钟浩东)如此，我亦未能例外。”小说《原乡人》是这样结尾的。品味《原乡人》能感受到作者看似冷静的叙述，实则内心充满澎湃的热情。之所以说自己不是爱国者，是因为他想强调原乡人这种祖国情怀是与生俱来的，不必强调爱国，只要身上流动着原乡人的血，就会有向往回到祖国的热血在沸腾!   

　　钟理和一生几乎都是失业，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长期都是在病榻之旁，伏案写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钟，他仍然伏在最后一部小说《雨》的稿纸上，最终咯血而死。那是1960年8月4日，得年45岁。后人称钟理和为“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作者系全国台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