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初，上海暨南大学迎来了l4位台湾学生。他们是在台湾考上台湾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后分配到暨南大学的。当时考上“公费生”的共有一百名，全部分配到北大、复旦、武大、浙大、厦大等著名国立大学。但到了1949年4月，仍在暨大念书的只剩下5名同学，其他同学大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且已完全暴露，先后不得不离开学校。杜长庚、许梦雄(徐萌山)、罗美行(白明)离校后到了解放区，而其他离校的同学大都于1948年就回到台湾。   

　　回台6位同学中我最怀念张壁坤和刘碧堂。他们二位均系台湾南部嘉义县朴子镇人，是真正的革命者、男子汉。张璧坤身材魁梧，疾恶如仇。他在暨大学生运动中曾痛打破坏、干扰学生运动的特务头子田某，特务们恨他入骨。由于这些特务很有可能转入台湾，当我们得知张将返台时，大家都忍不住极力劝他到解放区不要回台湾。他明知特务们会报复却斩钉截铁地说干革命就要在自己的家乡。(果然，于1949年初，暨大的特务头子都到了台湾。)张壁坤回台后，考入台湾大学并参加地下党。l949年张因在台北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学生大游行被追捕，被迫离开台湾大学，返回家乡，以务农为掩护，继续坚持地下斗争。1950年国民党公开登报通缉张壁坤。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张壁坤坚持斗争两年，直到l952年被特务逮捕并被枪决。牺牲时年仅26岁。在张璧坤的影响下，其父和弟都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并先后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其弟还被监禁了l5年。

　　刘碧堂于l948年底考入台湾大学，并在松山中学任教。l949年国民党颂布法令要对从大陆去台湾求学的青年进行“甄别”。刘碧堂发动这些同学开展签名运动，抗议国民党当局，遭到特务的注意。再加上平时在台大和松山中学的学生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于1950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以“为匪宣传罪”判处l2年。不幸病死在监狱中。丁保安回台后被捕入狱，受酷刑、用竹签筘指甲、坐老虎凳，后由其父花钱出狱，出逃到日本。他在日本继续深造，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刘荣超回台后继续在台湾大学念书，毕业后赴美，在纽约州立大学念经济，获得博士学位后毕业，留校任国际金融教授。中美建交后率团到大陆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多次在天津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讲学。   

　　“四六”事件前夕的上海，由于国民党大搞和谈阴谋，一时还不敢公然迫害进步同学，各大学都较平静。暨南大学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3月29日，是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青年节”，暨大进步学生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联欢晚会。会上演活报剧《茶馆小调》，高唱《光明颂》、  《山那边呀好地方》等革命歌曲，用洪亮的歌声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四月初，暨大党组织向校方正式提出恢复学生会的要求，并于四月中旬顺利完成学生会的选举，进步力量以压倒优势大获全胜。经过近二年的艰苦斗争，暨大终于又恢复了进步力量所掌握的学生会。“四六”事件前后的上海、暨大，表面看来一派升平气象，实际上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大阴谋。   

　　1949年4月20日和谈破裂，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乱作一团，准备逃跑。“我不好过，也不给你好过”，国民党反动派要抓人、杀人了。4月26日，国民党出动了一万多名军警特务在上海组织了大搜捕，抓去学生三百多人。当时的上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注：指大学有国民党特务，但国民党内也有共产党的人)。地下党外围组织“雷社”及时把大搜捕的消息告诉了我，我随即离开学校住进上海台湾旅沪同乡会，同住的还有陈耀赓(也是“台湾公费生，，)。卢国松在学校坚持斗争被捕。李天赠、王青学均离开学校外住。离校后，雷社给我的任务是：一、学习党的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随时准备迎接解放；二、以公费生的名义向驻上海台湾省公司募捐，作为地下党经费。不料，“募捐”一事倒也进行得很顺利。我把募捐得来的钱全部交李天赠。那时雷社是单线联系，李天赠是我的上线，后来李天赠也被抓了。由于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入上海市区，负责管理和审训的特务人员忙于自己逃亡，留下“统统枪毙”一句话，自己就先匆匆溜走了。监狱警察一见情况不妙，赶紧跟被捕学生换衣服，也仓皇撤逃，卢国松、李天赠等被捕同学才得以脱险。上海一解放，我就奉命参加人民保安队到苏州河畔工厂护厂。不几天雷社举行公开大会，我才得知雷社领导人原来是李昌。   

　　解放后，留在大陆的暨大台湾学生都参加革命工作，陈耀庚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徐萌山长期担任台盟中央秘书长；杜长庚任总参二部参谋、副处长；卢国松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杨玉辉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转载自《那些与台湾有关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