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在古老的东方，幽暗的中国，有一座暮气沉沉的皇宫。85年后，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清单上，北京城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博物院。这就是有着600年历史、占地72万多平方米、建有8000余间宫殿房屋的紫禁城。
紫禁城，五百余年间曾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帝王将相的舞台。风云际会，目送最后一个王朝的背影。高墙深院告诉我们，那些以此来禁锢臣民的皇帝，怎样连自己也在体制中失去了自由；红砖碧瓦告诉我们，那些以此来保卫社稷的皇帝，最后却连自身也难保了；八千宫殿、百万文物告诉我们，历史以远远大于“钦定正史”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些处心积虑修改历史的皇帝，那些臣仆的谄媚，那些奸雄的野心，那些遗老的凄惶，那些军阀的张狂，那些内贼的盗心……
故宫博物院，得名于1925年。世易时移，皇权消亡了，博物院却始终活着。八十多年来，它历经风雨，曾有过硝烟和炮火中文物的西迁逃亡；曾有过异族统治下如履薄冰的苟且生活；曾有过国宝渡海迁台的一页沧桑；也始终有被保护与被拯救的不灭的希望。八十多年来，多少专家学者、普通职员和文化官员，清理文物的一丝不苟，保护文物的辗转艰辛，收集文物的尽心竭力，捐献文物的无私奉献，展览文物的开拓创新。故宫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宝库。
故宫博物院，不仅仅再现过去，也经历着现在。“大三通”为两岸关系带来新契机，分隔一甲子的两岸故宫博物院如今游人如织。权力是转瞬即逝的，而文化却永远流传。那些绝世书画，曾经寄托过文人雅士的胸怀，至今仍闻慨叹之声；那些雅乐清音，曾经温暖过深宫里寂寞的心，至今仍有余热缭绕；那些瓷器钟表，曾经连通过海内外的交流，至今仍是行为范本。
60年来，两岸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这些珍宝散发出的艺术和人文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黄炎子孙，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并不以海峡两岸的分隔而停止。
逊帝被逐出宫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倾覆，清室“逊位”。一个破败的末代皇室，在经历了24位帝王的沉浮变幻后，终于穷途末路。但“逊帝”溥仪依然留在内廷，引起多少遗老遗少们的眷恋和遐思，直至1924年溥仪被逐离开，戒备森严的深宫禁苑，才获得新生。
自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清廷已经处于风雨飘摇，危在旦夕的困境之中。此刻的袁世凯软硬两手并用，拨弄其间。一方面于1912年1月17日议定了《清室优待条件》，内容包括清帝辞位之后优待皇帝(八款)和皇室以及满蒙各族等3部分。另一方面又亲自授意段祺瑞等通电迫使清廷接受条件退位。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紫禁城的外朝部分为民国政府所有。而逊帝溥仪在内廷依然保持一个微型小朝廷，使当时的京城既有在紫禁城内廷的清朝小皇帝，又有在中南海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而且这个小朝廷依然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仍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一个国中之国。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已正位民国大总统，但为什么还留逊帝在内廷保存一个小朝廷呢？当袁世凯在太和殿就任大总统时，深植于脑中的封建帝王思想，不仅没有清除，反而在更大权欲的驱使下萌生新的贪求，所以把逊帝安排在内廷，给以优厚待遇，—方面企图以封建体制的微型标本影响民众心理，另—方面让溥仪替他看摊，准备日后他实行帝制时顺利使用。
果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申令承认帝制。决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1月1日正式登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洪宪帝制”。
袁世凯逆潮流而动的行为，难以顺遂人心，全国各地各界反帝制的声浪日高，甚至袁世凯的亲信将领都起来反对。恶劣的局势迫使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83天的皇帝梦终于破灭。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终于在万众唾骂声中抑郁愧疚而死，一场新建封建王朝的复辟行动也随之破灭。
虽然“洪宪帝制”失败，但是作为封建王朝标本的清室小朝廷，不仅依然毫发未动，还成为与民主共和为敌的复辟基地。一些顽固的复辟分子死灰复燃，一些军阀政客也为谋取私利积极串联勾结，阴谋复辟。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张勋复辟”。
1917年6月7日，辫军首脑张勋借调停北洋政府中黎元洪与段祺瑞参战之争的机会，率辫军4000余人晋京，拥戴溥仪重新登基。公开宣布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设置和恢复了整套封建官制，街头遍插龙旗。许多遗老遗少纷纷登场，各类复辟分子沐猴而冠，谢恩之声不绝。顿时，北京城百丑登场，群魔乱舞，一片乌烟瘴气，上演着贻笑全球的闹剧。
时隔两天，在天津静观时变的段祺瑞，看到各地民众反复辟的呼声日高，反对者日增，便背弃当年与张勋的约定，于7月3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举兵讨伐辫军以制造他个人“三造共和”的业绩。北京交战，以张勋辫军的失败而结束。坐了12天龙椅的溥仪黯然下台。
经过这两次重大的政治变故，民众对小朝廷的复辟危害逐渐有所认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又经历了7年的岁月，在一次政治风波中，小朝廷终于走到尽头，逊帝溥仪也结束了安享尊荣的生活，一步步走向他始料所不及的噩运。
1924年9月，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人支持下，挥师南下入关，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分兵三路阻击奉军。战斗正酣，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自前线返回北京，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接管北京全城防务，囚禁了直系总统曹锟，并支持黄郛组成临时内阁政府。
政变成功后，冯玉祥做了一件轰动国内外而又名垂青史的大事。冯玉祥与黄郛等人提议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下令将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国民军切断了紫禁城对外的一切联系。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会同警察总监张璧，社会知名人士、国民代表李煜瀛，仅带领军警各20余名进入神武门，前来执行内阁政府下达的“逼宫”命令。
鹿钟麟先将故宫守卫警察缴械，继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监视于军机处，传知宫内文武人员，不得自由行动。随即传见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限2小时内接受条件，废去尊号，点交公私物品，移出紫禁城。
溥仪见到绍英拿来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得知限其2小时出宫的消息，顿时方寸大乱。皇帝和“群臣”均感束手无策，惟欲拖延时间，妄图形势有变。鹿钟麟见清室不与回应，颇为焦急。因己方只带有弁兵20余人，而清室—方所谓的禁卫军人数则在2000以上，倘若出现意外变故，势必酿成一大惨剧。于是鹿钟麟故意对身旁一名副官高声佯称：“虽然时间已到，但事情尚有商量余地。传我的命令，先不要开枪开炮。”
果然“兵不厌诈”，清室方面闻听此言皆心虚胆怯，有人甚至开始东钻西藏，躲避炮弹。溥仪立刻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方印玺，并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了字，即日移居什刹海醇亲王府。苟延13年的小朝廷终于结束，这不仅连根拔除几千年中国封建帝制的象征，铲除了复辟的祸根，也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功。
从此，故宫与逊帝开始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了故宫，对宫内文物进行清点。又冲破种种阻力，筹建故宫博物院。
溥仪被逐出宫，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如何保护这些宫殿建筑及其宫内大量遗存文物，将昔日禁城的皇家珍宝转化为国家的共有财富，昭信于国人，成了当时社会各界广大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故宫的善后事宜，当时的摄政内阁拟成立专门委员会，委任专人负责，并以严密的规程章法，完备的组织形式，对清宫旧藏文物进行系统点查，以防国宝的损坏或外流。
1924年11月20日，历经十余天紧张筹备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善后委员会章”的木质关防印章同日启用。李煜瀛出任善后会委员长，同时任命易培基、蒋梦麟、鹿钟麟、张璧等9人以及清室方面代表绍英、载润等5人为委员，监察员6人，会同行事。
善后会成立伊始，即着手对故宫文物进行系统点查。然而，仅仅4天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与奉系张作霖相勾结，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原来黄郛任总理的摄政内阁政府宣告解散。虽然新政府表示对前摄政内阁的一切政令予以承认，原则上并不推翻“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但段祺瑞自恃为清室旧臣，为表现其对溥仪的“耿耿孤忠”，常借此惺惺作态，屡屡染指善后会的正常事务。
清室遗老见新任执政大人为己方靠山，不禁死心复冥。善后会在12月20日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委员会，5名清室委员代表不但拒不到会，且公然声明对善后会之组织“碍难承认”，并联名致书请求孙中山，力陈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逼迫溥仪出宫诸事皆与“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之宪法条文不合，意在恢复优待条件，“伏乞”恭请孙中山出面主持公道。
此时，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来到北京，因疴病日重正在北京饭店休养。接到清室遗老这封文采飞扬的“哀告信”，即刻以秘书处名义发出了义正辞严的复信，对来信的荒谬之处逐一驳斥，明确表示“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并对善后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褒奖。善后会委员长李煜瀛见到孙中山的复信大为感动，认为孙先生的宏文高论不仅使清室方面失色结舌，再无从狡辩，且得此嘉许，“我方精神为之大振”。
自1924年11月成立，不足1年的时间内，清室善后委员会顶住各方压力，积极工作，成绩斐然。其中意义最为重大者，当属清室复辟罪证的发现。时值1925年7月31日，善后会在点查溥仪出宫前居住的养心殿卧室内，发现了清宫遗老金梁、康有为等人与溥仪串通，密谋复辟的文证8件。这些文证的发现，使清室妄图恢复帝王旧制、破坏民国政体的不轨之念暴露无遗，也令国人明晰，当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之举，实有防微杜渐的重大意义。
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善后会已将宫内物品大部分点查完毕，登记造册。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据1925年公开出版的二十八册《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一书所载，计有117万余件，包括三代鼎彝、远古玉器、唐宋元明之法书名画、宋元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等。可谓金翠珠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为此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分别组织人力继续对文物进行整理，并就宫内开辟展室，举办各种陈列，还编辑出版多种刊物，公开资料，进行宣传。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清室善后委员会于形势孤危之际艰难成立，又在段祺瑞执政府的百般阻挠下竭力行事，将昔日深藏禁宫的无数国宝一一点查登记，化为全民之公产，使清室遗老企图恭迎溥仪再入紫禁城的“回銮”美梦彻底破除，也打消了社会上私欲熏心之徒对故宫内旷世珍宝的觊觎之心，为日后故宫博物院的正式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25年10月10日，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这一天也正是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纪念日，其意义深远。从此，故宫开始了为民众所有的新纪元。
当天在神武门外搭起了花牌楼，门洞上镶嵌着李煜瀛先生手书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的前几天，李煜瀛在故宫文书科内，将粘连丈余的黄毛边纸铺在地上，当时的单士元先生手捧砚台在侧，李先生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5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其善榜书，功力极深。
顺贞门内则竖起了大幅《全宫略图》。典礼请柬发出3500份，邀请北京各界名流人士代表参加。市民看到报上的消息，主动来参观的更多。下午2时，隆重的开院典礼在乾清门前举行。典礼由庄蕴宽先生主持，李煜瀛以善委会委员长的名义，报告故宫博物院筹备经过，黄郛、王正廷、于右任等纷纷致词。
1924年前，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2000余年，其间敢以手枪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无第二人。在建院开幕仪式，鹿钟麟作了简短发言，“大家都听过《逼宫》这出戏，有人说兄弟去年所做之事亦为逼宫。但彼之逼宫是为升官发财或预备自当皇帝，兄弟之逼宫，乃为民国，为公之逼宫。”
故定建院典礼过后，来宾与市民即按五路参观游览。宫内各重要宫殿，与礼制有关的一律保持了原来状态。依各配殿及原来空闲的宫殿，则特设了古物、图书、文献等多处专门陈列室，这些都供人们自由的参观。
几百年来帝王居住的宫苑禁地，第一次向大众公开。开放的第一天，人们以争先一睹这座神秘的皇宫及其宝藏为快，北京市内万人空巷，交通为之堵塞，此亦成为当天各大报纸的重大新闻。从此，封建王朝独据的紫禁城、老百姓不得靠近的时代，将一去不返。
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其实质是中国的精英力量，在五四之后所作的一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践，其根本就在于其高起点及公益性。博物馆是舶来品，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吸收的精华，但是故宫博物院的实践，又是在具体情况之下的全新体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否定后的自醒。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讨一个解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正因为了这些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了他们的不断探索与尝试，才产生了这样一座举世无双的故宫博物院，它既保留了世界名宫的雄姿，又在宫殿中展现了中华瑰宝。至今已过整整85年，庄严巍峨的故宫仍作为海内外仰慕中华文化而来观赏游览之地。
盗宝出宫始末
故宫最为严重的一次国宝流失，发生在溥仪退位期间。虽然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但暂居紫禁城的溥仪自知皇宫已不可久呆，于是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陆续将1200余件历代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这批书画从此踏上颠沛流离之路，从北京的醇王府至天津的张园、静园，再随溥仪到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藏品，并随着1945年伪满洲国的覆灭而又一次遭逢劫难。
1922年7月13日，溥仪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伴其读书之机，首先将珍贵的宋、元版善本书偷运出宫。因为善本书与溥杰兄弟平时随身携带的课本大小相类，方便携带，两个多月来竟然没有引起“内城守备队”值勤士兵的怀疑。于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盗运活动开始酝酿。
溥仪先是几天“赏”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赏赐数量也渐渐变多。因为清朝历来有通过赏赐笼络贵胄亲王、股肱大臣的习惯，所以溥仪以“赏赐”为名进行的盗宝活动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才终止了溥仪和满清遗老们的盗宝活动。
根据国民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7月31日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统计的数字，至1922年12月12日，溥仪总共盗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而事实上，尚有大批隋、唐、宋、元的珍品没有登记到清单上。
溥仪被逐出宫后，先是居住于醇王府，被盗出的书画、古籍，就存在溥仪之父载沣的醇王府中，不久溥仪又躲进了日本驻华公使馆。
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溥仪潜至天津，在日租界原前清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宅张园安顿下来，并在天津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开始了他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庇护下的6年寓公生活。从宫中盗出的文物也分装成七八十口大箱，通过铁路运抵天津英租界。为了维持“小朝廷”的活动和自己的奢华生活，溥仪开始通过各种人物搭桥出卖盗运出宫的字画。
溥仪在天津究竟卖出多少书法名画，已无案可稽，但据王庆祥先生撰《伪满小朝廷覆灭记》书中所述，溥仪在天津时曾“赏赐”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一批书画，其中就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及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卷等。对一个经手人的外甥竟以如此珍贵的国宝作酬谢，可以想见当时经手数量之巨。《历代帝王图》最终流入美国，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幸保管《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国人，全国解放以后捐献给了人民政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伪政权。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进入长春伪皇宫，据当时在津专门管理这批珍宝的严振文1952年初回忆：由张园迁入静园的书法名画手卷约30箱，内装1300件；书法名画册页4箱，内装计40件；书画挂轴一箱，内装21件；宋、元版书31箱，内装200部；殿版书3箱，内装部册不详。
溥仪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暂存在天津的国宝陆续运抵长春伪皇宫。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间，在这座时称“小白楼”的楼房中，沉寂了13年。1945年8月10日，日本节节败退，伪满洲国迁往通化，慌乱中，溥仪只能选择书法名画精要携逃，唐周肪《簪花仕女图》（现均藏辽宁省博物馆）、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均在其列。但大量的书画则被留在了“伪皇宫”，遭到看守伪军“国兵”的哄抢。争夺中，有些名迹被严重破坏，而跟随溥仪逃往通化的国宝也未能幸免。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时伪满洲国货币已失去流通价值，只能用携带的珠宝和名贵书画，以低廉的价格换取一行人的生活用品，致使大量国宝流失民间。后来，人们在土改运动中发现的唐代韩幹的《神骏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上世纪60年代北京琉璃厂宝古斋购得的元代赵孟頫的《水村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卷，都是当时流落民间的珍宝。但更多的珍宝却早已下落不明，成为不解之谜。
国宝南迁记
每个来到故宫的人，都会为这里的国宝着迷。因其珍贵，国宝几乎注定了与劫难相伴。也因其价值，众多爱宝之人不惜以生命相护，创造了文化史上的奇迹。
日军侵华，抗战爆发，为了保护国宝，故宫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万里大迁徙”。从1933年至1947年，故宫1.3万余箱国宝历经14年，行程万余里，一迁上海、二迁南京、三迁西南大后方、四返南京。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那段日子，笼罩故宫的是不息的争吵。国难当头，国宝将如何保全，“南迁”被当做一个方案提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北平各阶层及社会舆论普遍反对文物离宫，认为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物南迁必然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就是不可预知的了。而故宫文物后来的命运，也证实了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最终，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国宝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表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故宫博物院随即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世界文物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宝长征”就此拉开帷幕。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伴随着凌晨令人窒息的寂静，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这批文物中的绝大多数，也就一去不能回头。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4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堂里安然度过了3年的时光。后于南京建立了文物库房，故宫文物又运至南京，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南京的朝天宫成了这批文物的第一个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奉令，又将文物迁往大后方。南迁文物逶迤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历经颠沛流离的磨难，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别存于四川省的巴县、峨嵋和乐山。
抗战胜利后，分散于四川三地的故宫国宝于1946年先后被集中到重庆。1947年底，西迁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南京沦陷后未能运出的2952箱文物，也被南京分院找回。至此，从1933年开始离开北平故宫博物院南迁，复又西迁的国宝，终于结束漂泊，重聚于南京，历时整整14年之久。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逃过了长沙轰炸、重庆轰炸、贵阳轰炸、成都轰炸；他们在绵阳不慎翻车，在峨嵋遭遇大火，在重庆和肆虐的白蚁不懈抗争；文物运往乐山的途中，年轻的朱学侃不幸遇难；十年间，拖家带口的护宝队伍里也不断添着新丁……多少次与险隘擦肩，多少次化险为夷，难道真的像保护文物的人员所言，有天神帮助，古物有灵吗？古物的确有灵，而那个“灵”，是所有这些坚强而又勇敢的国宝护卫者们的心灵，他们用整个身心，甚至是生命守护着国宝，也守护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故宫人在这场堪称旷世传奇的文物南迁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当为史册铭记。
南迁国宝渡海迁台
60年前，在兵马倥偬之际，65万件大都来自于北京紫禁城的清宫旧藏漂洋过海，迁往台湾安家。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物集体大迁徙，三次运输的文物在台湾聚集成了一个新的收藏。
1948年9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蒋家大厦将倾。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翁文灏，理事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骅、王世杰、李济、徐鸿宝、蒋复璁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秘密的会议，决定将南迁文物运往台湾。安全返回南京的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悲伤的分离。
与前几次迁徙不同，这次文物迁台的决定，在故宫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
而此时，故宫文物专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第一批国宝启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不住庄尚严，只能拉着这位平生最得意的弟子千叮咛万嘱咐:“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徐森玉生前心里始终记挂着在台湾的故宫文物，即使在备受折磨的文革期间，他仍在私下不断念叨着。
对于庄尚严的离去，徐森玉是无奈，马衡却动了肝火。临行前，庄尚严接到了一封北平来信——马衡告诉庄尚严，如果执意前往台湾，二十多年的师生情谊就此一刀两断。但一切都未能阻止一个结果——装满看国宝的三艘货轮，在人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
1948年12月22日，第一批文物320箱，由“中鼎号”舰载运驶离南京；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1680箱，由招商局“海沪号”轮运出南京；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舰载着第三批972箱文物启程，向东南方驶去。这3次航行的终点都是台湾岛的基隆港。
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22日，短短64天里，在南京下关到基隆港这条水道上，故宫运往台湾的文物总共2972箱，但总的算来，故宫运抵台湾的文物仅是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然大多为精品。在最后一批迁往台湾的文物中，作为中国石刻类最重要国宝的石鼓，因其太重，而留在了南京的码头上。
北平的紫禁城——这些国宝本来的家，此时却一片寂静。
就在南京的古物被一船一船地运往台湾的日子里，这里竟然没有流出一件国宝。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他就是自53岁起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
马衡是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大师，唐朝出土文物别名“猎碣”的石鼓，最初即是他鉴定为东周时秦国刻石。同时，他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1924年11月5日，当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成立“清宫善后委员会”，马衡即被聘为顾问，参与文物清理工作，并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出任古物馆副馆长。
1948年11月，解放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部队的合围，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都免受损害，解放军围而不攻，希望和平解放北平。面对时局，马衡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和紫禁城中的宝物一起留在北平。
在此期间，杭立武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北平故宫，催促马衡精选故宫文物空运南京。他却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装箱不要图快，“安全第一”。并一直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等理由拖延。1949年1月14日，沉默了多日的马衡终于和这位老朋友摊了牌，他在给杭立武的一封信中说，医生不让我坐飞机，因此我暂时不能离开北平，我希望你运完这三批文物之后，不要再运了。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介绍，当时马衡在解放区的亲属，通过地下党组织和他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尽可能使北平文物的空运不能成为事实。在这重要关头，马衡做出了拒绝赴台的决定。
半个月后，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直到和平解放的这一天，紫禁城里没有运出一件文物。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在准备进行国共和谈，杭立武准备运出第四批文物的计划，也终究没能运出。
60年过去了，曾经伴随着文物来到台湾的人们，大多数都已离开人世，60年前几乎所有人在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都以为这里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一站：
作为那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后来一直生活在台湾，直到88岁逝世他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的土地；
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玉器专家那志良到台湾后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一直盼着早点回大陆安阳继续他新的发掘；
为了躲避日本战火负责故宫文物南迁的庄尚严，最后迫于国民政府命令将国宝运往台湾，不得不断绝了与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20多年的师生之情，直到临终时他嘴里还念叨着“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平”……
台北故宫博物院建立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馆，它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分布格局。自此，海峡两岸，一宫两院。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传播基地。它不仅在宋代书画、宋代五大名窑、清代珐琅彩瓷等收藏和学术研究领域著称于世，还呈现出其独具魅力的现代色彩。
国宝迁往台湾后，暴露出战败的国民党政府在文物保护上的捉襟见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多事之秋”，根本无意顾及此事，台湾故宫方面因经费极缺而无可奈何。这些国宝迁往台湾后，先在台中市，租借台中糖厂的两间仓库存放。到1949年4月，又新建了3个仓库。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开始对文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点查，并编制了一份“故宫运台文物清单”。打开箱子晾晒文物的做法也很快恢复了，这是文物当年存在中国西部的10年间养成的习惯，那时藏在山洞和庙里的文物每隔6个月就要打开晾晒一次。当时这些文物急需要一个条件好些的地方长期保存。
1950年4月，台中雾峰乡新建的北沟库房落成，迁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藏，在那里一待就是15年。1957年在亚洲协会的赞助下，在仓库之外修建了小型陈列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但大半岁月，众多文物被尘封在黑暗的库房中寂寥无声。简陋的保存条件下，四库全书曾被雨水部分湿毁，还导致时任“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的孔德成辞职。
1955年11月，这个新建的陈列室和“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在那以后不久，台湾“教育部”决定刊印一份出版物，向公众介绍迁台文物中的精品绘画、瓷器、织锦和刺绣。一个主要由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亲自到北沟去为这份出版物挑选艺术品。
1961年，台湾当局决定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建设新馆，1962年6月奠基，1965年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同时，台湾当局还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条例规程，其中规定：“将来国家统一后，故宫文物仍交回本院”。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馆。至此，运往台湾的国宝开始有了良好的保存和展览环境。也正是由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晚成立40年。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新址开幕典礼上，国画大师张大千参观了台北故宫并留下了影像，说起张大千与台北故宫的渊源，则另有一段传奇。
1949年12月9日，一架飞机稳稳地停在机场，它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正当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一辆小汽车载着张大千冲进机场。张大千对杭立武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并请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杭立武深知敦煌临摹壁画的价值，但眼前的这架已经严重超载的飞机却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万般无奈之下，杭立武从飞机上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行李当中有他毕生积蓄的20多两黄金。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些画将来必须要捐给故宫博物院。这班飞机终于起飞了，它在当天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后来得知，杭立武用毕生积蓄换来的78幅画作中有62幅是张大千敦煌壁画的临摹本，另外的16幅是张氏私人收藏的古画，到台湾后，1969年张大千兑现了承诺，把这批画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座仿古典样式的现代博物馆，坐落在台北山清水秀的外双溪，建院基地面积为161519公顷。建筑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米黄色的墙体，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新雅丽。内部陈设完全按现代博物馆的要求设计。自上世纪80年代，所藏国宝已进入恒温、防火、防潮、防震以及24小时安全监控的现代化科技维护。在这个现代化的博物馆里面，珍藏着由祖国大陆运往台湾的文物60万件。其中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书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加上迁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件。这个数字虽然不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数量，然其中的精品却是举世无双，价值连城。
故宫开启新的一页
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并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经过80余年发展后的今天，它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的重要象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馆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故宫和新中国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
1949年年初时的故宫，不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没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1949年3月6日，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50年代初，从宫内清除出去的上百年的垃圾竟达25万立方米，自此故宫院容焕然一新。建国之初，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的紧张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播出专款，来修缮故宫。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的时间，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天津、东北等地的一百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被国民党政府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
1961年，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四十年的故宫，感慨颇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感到了这里的阳光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故宫博物院制定的“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古建维修方针，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许多残破、渗漏、瀕临倒塌的大小殿堂楼阁得到了修复和油饰，愈显金碧辉煌。院内各处高大宫殿都安装了避雷设施，又以巨额投资建设了防火防盗监控系统和高压消防给水管网，使这座古老的宫殿建筑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护。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彻底整治了环绕故宫的筒子河，更好地凸现了昔日皇城的风貌。
转眼间5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天，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以全新面貌迎接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
就在故宫的建筑进行大修的同时，它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一项为时7年的文物清理计划全面启动，包括收藏文物、宫廷生活用品以及各类资料在内的所有文物将通过最现代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完成全面清点，并得到高科技支撑下的收藏。
看不完的展览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为两部分：一是紫禁城古建筑，为不可移动的文物；二是其中珍藏的各种文物，为可移动文物。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故宫无与伦比的价值及故宫博物院的丰富内涵与崇高地位。故宫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150多万件(套)，无论是紫禁城这一古代建筑物本身，还是紫禁城内珍藏的各种文物，都是罕见的旷世之宝。
为了使故宝院藏瑰宝和广大观众见面，在陈列展览方面，除了保存和复原前朝三大殿、后三宫和养心殿、西六宫等处的原状陈列之外，还开辟了珍宝、钟表、青铜、陶瓷、玉器、书画、金银、历史沿革等专馆，供参观者欣赏。
有40多年历史的珍宝馆和钟表馆重新布置后再次开放，同样的文物，带给人们的是全新的感受。
原珍宝馆的主要展品都分列于皇极殿、宁寿官二殿。由于二者属于典型的“外朝内廷”式皇家宫殿制度，是整个宁寿宫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价值重大。现对其保留原状，向游客充分展示建筑自身的堂皇富丽。同时，将展品移至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三殿，余下再至以皇极殿东西二庑相衬，依各建筑独特内涵陈列与其相协调的文物。
如养性殿，取自《孟子·尽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一句，是乾隆帝理想的修身养性、祈寿求福之所。由此，在该殿陈设的展品主题为“凝固的仪轨--宫廷礼制文物”，在正殿中央陈设金编钟、编磬，以礼乐之盛寓江山之固，养怡然之心，正合其意。养性殿后面的乐寿堂，语出《论语·雍也》“知(智)者乐，仁者寿”。是为帝王游乐情思之地，多用作于帝后寝宫或书房。配合此堂特点，展品主题为“几案的诗思--宫廷陈设器物”。可以想见，古时帝王端居之暇，于乐寿堂中或侧卧床榻展卷品茗，或正坐书案走笔赋诗，晨曦的微光斜照在这些华美器物之上，一切显得宁静自然，其乐融融。再乐寿堂之北的颐和轩，是帝后燕居的便殿。《周易·序卦》日：“颐者，养也”，即颐养精神。此殿展品主题为“信仰的依凭--宫廷佛教文物”。着意表现清代皇室的宗教信仰。这些金塔、佛像之类的宗教法器，表现了清官宗教的侧影。
余下珍宝放置皇极殿的东西两庑，其中3个殿展出的陈列文物，主题分别为“随处的精致--皇家日用器具”(东庑南屋)、“掌上的风雅--宫廷赏玩珍品”(西庑南屋)、“鬓边的奢华--宫廷后妃饰品”(西庑北屋)。展室结合宝玉石知识介绍、后妃佩带各种首饰画像等相关辅助展品，让游人对这些奇珍异宝有感性认识的同时，又能增加一定的知识性，图文并茂，亦景亦物，融游览、参观、赏玩、品鉴于一体。
如果说建筑结构完整、相对独立的宁寿宫是紫禁城的“宫中之宫”，那么这次于珍宝馆内皇极殿东庑北屋新设的石鼓馆，则可算是名副其实的“馆中之馆”。石鼓为我国最早的石刻，唐代出土于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郊石嘴头)，故又名陈仓石鼓，至今已传世1300余年。自上世纪40年代南迁国宝回运北平时，始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石鼓历时远久，弥足珍贵，历代帝王士子无不对其推崇备至，书法名家更将其奉为神品。然保存极其不易。“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苏轼《石鼓歌》中的名句，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石鼓存世的艰辛与幸运。几十年来石鼓一直尘封宫内，鲜有展出。这次珍宝馆全面改陈，使参观者可以随时目睹这10件历尽千年沧桑的稀世珍宝的芳容。
故宫在钟表收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故宫专家将钟表定义为故宫的“特藏”，即特别收藏。可以说，明清两代中国钟表的精华大部分都集中在故宫，这或许就是钟表馆开馆几十年来一直深为游人喜爱和关注的原因。”
钟表馆由保和殿东庑迁至奉先殿后，选择的展品，即特别注重每件钟表的“个性”和同类钟表“共性”的结合，寓“个性”于“共性”之中。如清官造办处钟表的皇家风范、苏州钟表的细腻清雅、广州钟表的堂皇富贵、英国钟表的多姿多彩、瑞士钟表的小巧玲珑……都得到了很好体现。同时，在中心柜文物的处理上，也做了较大调整。新馆奉先殿正殿大厅内展出了3座大型钟表，分别为硬木雕花楼式自鸣钟、铜壶滴漏、紫檀木楼阁式大更钟。这3座钟表体积庞大，特别是分列大殿东西两侧的自鸣钟和铜壶滴漏，高度皆近6米，它们同室亮相于全新的钟表馆，气势雄伟挺拔，先声夺人，再辅以特立于大厅正中的汉白玉日晷，彼此交相辉映，望之俨然。铜壶滴漏是古代计时器，日晷为传统测时仪，自鸣钟乃西洋传入的报时表，三者同台共展，亦堪称一部生动、立体的“简明钟表发展史”。
与此同时，更多的馆藏文物，以不同的形式陆续与观众见面。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古书画研究中心在东六宫之一的延禧宫正式成立和启用，标志着故宫博物院东路六宫全部对观众开放。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中心的亮相。除展出故宫御窑瓷器精品外，还专为游客设立古陶瓷标本资料观摩室。以清代乾隆八年唐英《陶冶图编次》为底本，通过Flasn效果，在动画和实际操作之间切换，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和了解清代御窑厂生产的全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陶瓷工作者赴全国各地古窑址采集了3万余件瓷片标本。这些标本的时代上起东汉，下至清代，其中以唐至元代最为丰富。另外还有上万件原宫廷生活中淘汰的各类瓷器碎片标本等。
新诞生的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中，设立有古陶瓷成分分析实验室、工艺研究实验室、结构分析实验室和物理、化学性质检测实验室等。同时配置了国内外先进仪器分析设备20多台，主要用于对古窑址陶瓷残片的分析检测以及古陶瓷真伪鉴定。
古书画中心的研究重点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和散佚在世界各地的清宫旧藏，其中包括中国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等。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了北宋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和雍正《行乐图》等展览。书画类文物的修复和复制，将成为古书画中心的重点项目之一。
在故宫博物院的150万件(套)藏品中，包括了1925年建院后来自社会各界的3万余件个人捐赠。“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捐献文物精品展”，地点确定在已辟为捐赠文物纪念专馆、特设“景仁榜”的景仁宫，以表达对这些捐赠者德业高风的钦佩。每件展品注明时代、名称，简要介绍文物的艺术及历史价值，以及捐献者姓名、捐献时间等。
此外，还分别在东六宫的承乾宫、景阳宫、钟粹宫、永和宫陈设了《青铜器馆》、《金银器馆》、《玉器馆》和《铜镜馆》。
在故宫博物院的西路，“盛世文治——清宫典籍文化展”是2005年10月武英殿修好后首次举办展览，也是武英殿首次开放。清代康熙以后，紫禁城武英殿逐渐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在这里举办的首次展览，以盛世“文治”为主线，提纲挈领地展示了康乾时期以书籍刊刻为主的文化成就。
武英殿被长期定为书画类文物的固定展示场所：正殿和后殿辟为新的“绘画馆”，以展示历代绘画、书法为主；东、西两庑辟为“典籍馆”，以展示历代古籍善本为主。
继2008年在武英殿书画馆举办“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一至三期广获好评后，故宫博物院今年继续在武英殿举办第四至第九期“故宫藏历代书画展”。陈列中有许多令世人瞩目的书画精品，其中“三希堂”之一的国宝《中秋贴》将于9月的第六期与观众见面。
在故宫博物院中路三大殿的西侧，常设展览主要以典制为主，全面展示清代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在太和门东西庑是《清代皇帝卤簿展》，通过卤簿仪仗展示宫廷典仪场面；在保和殿西庑及西北崇楼是《天府永藏》绝品系列展，以故宫文物收藏的来源立题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介绍；在弘义阁迤南西庑是《清代武备展》，以大阅、围猎、兵器及战图等画卷和文物相呼应，反映清朝武备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乾清宫西庑是《天子万年—清代万寿庆典展》，主要通过故宫旧藏《万寿图》和奇珍异品展现皇帝的寿相容颜，当时京城内为圣寿节进行的各种庆祝活动以及臣子们进献的庆贺之礼；重新开放的《清代宫廷戏曲展》，依据故宫珍藏的戏曲文物，从演戏机构、戏装、剧本、戏台、帝后赏戏景观等方面展示皇常看戏、听戏的宫中娱乐情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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