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西夏（公元11世纪～13世纪）

　　宋和汉、唐、元、明、清比起来，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宋朝被后世评价为“弱宋”。为什么高度商业化、百姓富庶的宋朝不是强盛的？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辽、西夏和金这三个偏居西北、却十分了解中原文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角度看待宋朝，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当时的北部中国大地上，是游牧民族政权和汉族政权在文化、经贸、军事产生交融最为激烈的年代。如果把开封作为一个点，那么，从契丹人建立辽国开始，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在不同时间、不同方位和宋朝发生着关系，开始了贯穿宋朝历史以战争和暂时求和为主导的拉锯战。而这种关系又不仅是简单的战与和，不是彼此之间的胜与败，它折射出了中国历史走到宋朝这个时间隧道时的真实风貌。

　　宋与金、西夏等政权并存的时代，虽然不乏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战争是主色调。战争的“副作用”之一是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因此，这个时代可以称作纷争与融合共存的时代。而融合比纷争更深厚、更有韧性。当我们从具体的细节和事件中抬起头来，把眼光投注到中国大历史的演进之中，就会发现，来自北方的这些民族，让中国历史真正完善起来，丰富起来。

金（1115～1234年）

　　当女真的铁骑闯入中原的都城与土地，尽情攫取那里各种灿烂的文化元素，把中原的仪仗、钟磬、礼器、典籍及诸多文化、艺术、科技精英人才席卷一空时，也就完全融入了中原华夏文明之中。金政权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从而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而游牧民族带来的原始、勇猛的尚武精神则为汉文化注入了持久的活力和动力。

铜坐龙  大金国皇室马车装饰物 1965年黑龙江金阿城出土，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据《金史·舆服志》载，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六年（1166年）重新审定皇帝所乘坐的车，规定将本朝以前所用之金辂（皇帝乘坐的大型豪华车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铜坐龙实物曾用于皇室御用专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又据记载，大辇顶轮上有银莲花、坐龙。可见，此类铜坐龙还曾被用在马车的顶轮上。可以认定，铜坐龙应该为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装饰物。它集龙、麒麟、狮、犬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设计构想及雕塑水平高超。现在，其出土之地黑龙江阿城市以之作为城市市标。

双鲤鱼铜镜　铜镜之王　1964年黑龙江金阿城出土，金上京历史博物馆藏。

　　铜镜在我国最早发现于4000年前，至汉唐达到鼎盛。在出土的金代铜镜中，双鱼镜是突出的代表。女真人长期从事渔猎活动，鱼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双鲤鱼铜镜重达12.4公斤，直径43厘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铜镜。专家认为，该铜镜应为御用之品，被称为“铜镜之王”。

　　双鲤鱼铜镜的主题纹饰为两条鲤鱼头尾相接，相互追逐，展鳍摆尾，张嘴鼓腮，鳞片清晰，浪花朵朵、水草飘飘，水花气泡栩栩如生，宛若两条活鱼追波逐浪，相互嬉戏。这些表现了金代女真艺人非凡的创造力，可谓巧夺天工之作。双鱼镜充分显示出女真民族对鱼的热爱之情。同时，鱼又有富贵吉祥、祈望多子多孙的含义，寄托了女真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鸱吻　立于屋脊“去灾避火”的神　北京宣武区白云观出土，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藏。

　　鸱吻也叫鸱尾，一种长有龙尾、酷似鹞鹰的鱼。鸱吻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上常见的装饰物。在龙、鹰和鱼这三种形象中，龙是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尤其与水关系密切；鱼是古代先民最早捕食的动物之一，在中国文化中是代表祥瑞之物，而且同样与水息息相关；鹰为猛禽，当空翱翔，颇具神秘色彩，因此是人类崇拜已久的图腾，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女真人素以“海东青”为图腾，而“海东青”正是鹰之一种。当这三种形象奇怪地结合到一起、并得到鸱吻这个称呼的时候，中国古人遂将其视为神兽，并赋予它“消祸祈福，去灾避火”的功能。

磁州窑虎形瓷枕　炎夏的幽宜　上海博物馆藏。

　　枕以虎为造型。猛兽为枕可镇妖避邪、早得贵子。唐代韦后的姐姐出嫁后便用豹、熊形枕，以辟魅求子。金代器物纹饰常出现虎、豹、鹿等，也与其民族“秋捺钵”（秋天狩猎）的生活习俗有关。此枕将虎的威猛及水鸟的灵巧和谐地组合一起，体现了工匠的丰富想像力。枕底有墨笔行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张家”11字，应是买主随手写下的。磁州窑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民间瓷窑，以白地黑花装饰为特色，画面活泼自然，笔法简练豪放，图案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官窑所缺乏的奔放、洒脱的自然之美。

金錾花葵瓣形盘　北京丰台区卢沟桥地区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盘内外型及底分别錾刻卷草纹和忍冬花，内底中心饰三连牡丹花，空白处为鱼子纹，纹饰细密均匀。64

金代壁画　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金代赵励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在石景山一座圆形金代墓葬中出土的5幅金壁画，内容包括侍寝、备茶、备宴、散乐、侍洗，墓主夫妇则坐在中间环顾左右。是目前北京现存最完整的金代壁画。壁画“伎乐图”中，6名奏乐者均头戴展角幞头，以示戏服。除两名敲鼓者外，均着圆领袍衫。可以看到在金代统治下人们汉化的日常生活场景。

青玉荷叶双龟佩 　北京丰台区王佐乡金乌古伦窝伦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玉佩以浮雕、透雕技法琢出荷叶、茨菰及水草纹，荷叶中心各凸琢一只伸头相向爬行小龟，称为“龟游”纹饰，寓祥瑞之意。构思严谨，造型生动，镂刻精细。是研究金代历史和玉器发展史极难得的实物资料。

临汝窑青釉胆式瓶　北京怀柔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金代，北方各地瓷业继续发展，持续繁荣，辽代的缸瓦窑、龙泉务窑等以及北宋的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等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改进制瓷工艺，形成独特的釉色、装饰及造型风格。胆式瓶造型曲线优美柔和，是金代典型器型。

金丝冠　北京房山金陵遗址九龙山大宝顶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金丝冠出土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睿陵。其质地纯正，编制技艺精湛，花纹装饰精美，展现出金代帝王风范和金质艺术品高超的制作技艺。凤鸟纹玉饰件与金丝冠同一出土点，3枚玉饰即在金丝冠旁，玉饰呈凤乌展翅回旋之状，与金丝冠交相辉映，充盈着尊贵高雅的艺术气息。

缠枝花卉孔雀纹奁盒　北京丰台区王佐乡金乌古伦窝伦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岫岩玉质，层与层之间以子母口套合，外壁刻花卉与覆叶纹，盖面刻折枝牡丹，花间山石旁，刻一孔雀驻足回望，画面颇有宋画 “折枝写生”的意趣，反映出女真入主中原后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该器对研究金代贵族妇女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石雕力士支座　力者法师

　　西夏（1038～1227年），支座出土于陵墓的碑亭遗址处，是用来放石碑的。

　　石雕由白沙石雕凿而成，近似正方体，正面看是一个圆雕男性人像，可能是西夏传统中的大力士，而其跪坐的姿势和装饰，和当时西夏社会习俗有关。党项族在迁居宁夏以前，生活在今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在文化风俗上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手腕、足胫都带有环饰，这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早已流行的一种装饰。据专家考证，男性人像即为佛经中的“力者法师”。西夏皇帝死后，以佛教为国教的西夏皇室雕刻“力者法师”碑座为驾崩的皇帝抬功德碑，并警卫功德碑和陵墓的安全。

彩绘泥塑罗汉　童心未泯　西夏（1038～1227年），1974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

　　这尊罗汉像从面部表情来看，纯真自然，充满稚气，所刻画出的纹饰线条简练，显示出了天真活泼、童心未泯的性格特征，达到了以形写神的艺术境界。

　　党项人原崇信鬼神和自然物，巫术流行。西夏建国以后，大力提倡佛教，并奉为国教，不少皇帝都通晓佛学，多次从宋朝请来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境内庙宇遍布。西夏佛教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新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使西夏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纸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物　西夏（1038～1227年），1974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

　　这本西夏文佛经，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印制精良，具有木活字版印本特点，与泥活字版、雕版有明显区别。有些字行间长短不一的线条，是木活字特有的隔行加条痕迹。这说明元代王祯《活字印书法》中“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技术，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1996年11月6日经文化部组织鉴定委员会鉴定，西夏文佛经《吉样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彩绘泥塑佛头像　流泪的佛像　西夏（1038～1227年），1974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

　　这尊佛头像中空，头顶为螺髻。眼珠乌亮，为黑色釉料特制。下眼睑上有黑色泪痕。西夏出土的佛像大都是流泪的，这是由于环境变化，使佛像眼中的釉料融化，滴淌而出，从而形成佛像流泪的奇景。据专家考证，此佛头出土于兰县宏佛塔所在处极有可能是西夏时期一座等级很高的皇家寺院。西夏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随着佛教寺庙的发展，泥塑作品在西夏比较普遍，并且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宏佛塔西夏佛教泥塑既继承了唐宋彩塑的传统手法，又具有西夏造型特征。每一尊塑像都是一件独立完美的艺术形象，观之令人陶醉而神往。

金戈铁马入梦来
　　金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先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女真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辽国和北宋，建立起与西夏、南宋三足鼎立的大金帝国，并统治大半个中国长达120年之久。其创建者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国共历九帝。疆域盛时北达今外兴安岭，南抵淮河，东临于海，西至陕西，人口4470余万。

阿城，寻觅当年大金王朝的辉煌

　　阿城，位于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东南23公里处，城市不大，却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在白山黑水之间，有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阿什河，阿城就位于这条蜿蜒流淌着的小河畔。阿什河满语曾叫“阿勒楚喀”河，清朝在此设县时，就将县名定为“阿勒楚喀”城，简称阿城。

　　走进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仿若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八百余年前金朝的兴衰成败历历在目。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今天的阿城建都，国号为金，开始了大金王朝的历史。金朝在阿城历经四帝，统治了38年，虽然金朝两次迁都，但阿城在金朝历史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共有九个展厅，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平辽建金，到蒙宋联军攻灭金朝；从女真民族的骁勇善战，到他们的后代大清王朝奠定今日中国的版图；从在阿城出土的铜坐龙、双鱼铜镜、铜钱币，到充满神秘色彩的萨满文化……现在的人们总是以为脚下这块位于北国边陲的黑土地带给人的只有荒蛮，却从不知道它竟然深埋着这样一段久远的历史，一段影响今天中国的历史。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不远处是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金上京会宁府由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完颜晟始建,金熙宗完颜合喇扩建，而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为了将都城迁往中都（今北京）将会宁府付之一炬。到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时，又将会宁府复建，可是命运多舛的会宁府终究还是在蒙古军伐金的铁蹄下被夷为平地。

　　如今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已无处找寻当年大金王朝的辉煌。原本的城墙也变成了高高的土堆，徒留人们去想象它当年的雄伟。会宁府遗址周长11公里，分南北城，北城为居民区，南城为皇城。皇城内的皇宫大殿早就荡然无存，只剩下几个高矮不平的土丘。沿着田间小道一路前行，几座伫立在田野上的殿址纪念碑，仿佛还在向来此寻访的人们证明着什么。距会宁府遗址300米处是金朝建立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墓遗址，当年陵上的宁神殿早已倒塌，微风拂过我们的脸庞在耳边低语，似乎要对我们讲述那远去的故事。遥想八百多年前的金戈铁马，再环顾今天会宁府的残垣断瓦，让人唏嘘不已。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先反抗契丹王朝

　　如同名字一样，金朝是带着金属的光泽进入我们视野的。完颜阿骨打在称帝的时候，对他的国号作出如下解释：“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这位金朝的太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崭新王朝坚硬的质地，作为他的信念。正像完颜阿骨打所描述的，与这个满怀新锐之气的新王朝相比，那个已经维持了二百年的契丹王朝，已显示出衰败之态。

　　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五代时，女真之名始见于史籍，并受契丹辽所统治。在辽统治初期，它还处于原始氏族形态，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与铁器的大量使用，使其快速发展起来，到辽末年，女真族已成为北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女真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自幼聪明过人，力大无比，精于弓矢。在与其女真部落之间的斗争中已成为一员骁将，他为迅速扩大部落联盟的统辖范围和平定联盟内部的叛乱立下了汉马功劳。实际上，大辽的未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与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l2年有过一次会晤，只是那时的阿骨打还仅仅是辽国治下一个女真部落的首领。那年，天祚帝到春州(今天的黑龙江肇源县西)巡游，阿骨打作为酋长之一前往朝见，这或许是他们平生唯一的一次会面。在宴席间，所有酋长们都起舞为皇帝助兴，只有阿骨打面无表情，一动不动。他的这一“举动”，当然无法逃脱天祚帝的眼睛，天祚帝双目紧盯着阿骨打，宴席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酋长见状纷纷劝说阿骨打跳舞，但他却辞以不能，端视而立。这使大辽皇帝甚为恼火，在尴尬的气氛中，天祚皇帝离席而去，整个宴席不欢而散。但天祚帝怕女真各部对大辽的离心，所以未杀阿骨打。尽管阿骨打什么都没做，但是，他的不做，却意味着挑战，对皇权的挑战。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较量，是他们兵戎相见之前的一场预演。

　　完颜阿骨打在统一了女真各部后，公元1114年9月，阿骨打起兵攻打辽国控制下的宁江州，揭开了女真人和契丹人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宁江州战役，是女真人起兵反抗辽的第一次胜利。战争的胜利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引起了辽国的征伐，当年冬天，辽国集结10万人在出河店（今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八郎乡塔虎城)准备消灭女真兵。阿骨打连夜出兵，率3700名铁骑乘风踏雪，直扑出河店，给没有任何准备的辽兵措手不及的军事打击，辽军溃败。
公元1115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在群臣的支持下，不失时机地在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 正式称帝，取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阿城就成为大金国的第一都，历史上称作金上京。

 “海上之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公元1118年9月，正在积极筹备反抗辽的完颜阿骨打突然接见了一批宋朝的使者。宋和女真之间隔着辽国，这批“陌生的来者”是怎样抵达女真人的地界呢？宋朝又是如何知道在白山黑水间有这样一个政权的呢？

　　11世纪初期，西夏崛起后和宋长期的战争，使宋朝的兵力被大量牵制在了西北地区，“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了宋朝—直未能达到的目标。当金崛起并成为插在辽背后的一把尖刀时，宋朝因为辽横在中原和东北中间，并不知道辽的北边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这时，一位叫马植的辽国人投降到宋朝，并得到了宋徽宗的接见，这才知晓东北平原上的女真，是可以联合起来对抗辽的盟军，宋朝在这支盟军身上看到了联金攻辽的曙光。由于宋金之间无法通过辽占领的陆地部分，宋朝便派使臣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择海路北上与金会盟。相约共同破辽，金取其中京(今辽宁凌源西)，宋取其燕京(今北京市)。灭辽后，金、宋以长城为界，燕云故地归宋，宋将输辽岁币送金。史称此约为“海上之盟”。

　　随后，完颜阿骨打成功指挥了2万金军破70万辽军的护步答冈之战。杀得辽军尸横遍野，天祚帝如惊弓之鸟，一昼夜跑了五百里。这被称为“人类战争史上不可思议的对抗战”，也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由于传统的军事史以汉族取胜的战役为教材，使如此著名的战役竟然在中国历史少有提及。此战之后，曾在北中国不可一世200多年的大辽国从此一蹶不振。

　　1123年，完颜阿骨打在节节胜利的凯歌里去世，其弟完颜晟继位为金太宗，成为金的第二位皇帝。两年后，溃逃的天祚帝在山西应州，被金兵重重包围，终被金常胜将军完颜娄室擒获。也标志了辽的灭亡。至此，金国完全控制了北方。而“海上之盟”让宋借金之手除掉了辽，却也为金灭北宋埋下了隐患。

金太宗攻克汴京灭北宋  金熙宗与南宋划淮而治

　　宋金结“海上之盟”时，金还不知道宋朝的腐败程度，因而对其未敢轻动。后来，金朝统治者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金宋交涉收复燕云的过程中，明显看出北宋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因此，当金灭辽后，金统治者便把矛头直指向北宋。公元1126年，金太宗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伐。此时，北宋朝廷文武大臣乱作一团，京师禁军在女真铁骑的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汴京被攻破，宋徽宗、钦宗出城乞降。至此，维持了168年(960-1127年)的北宋政权，终被金朝所灭。1127年2月，金太宗下诏废掉徽、钦二帝，贬为庶人，作为俘虏被带离国都，直至客死他乡。

　　汴京失陷时，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外领兵，因此他成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皇位继承者。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由于南宋朝廷奸人当道，宋高宗赵构罢免了主战派著名将领李刚和宗泽，使得金国继续向南宋进兵。
公元1135年，金太宗去世，由金太祖的孙子完颜亶即位，成为金的第三位皇帝，即金熙宗。南宋的岳飞主战抗金及秦桧的主和投降均发生在金太宗及金熙宗在位期间。

　　在金与南宋对峙时期，金最著名的战将当数完颜宗弼。完颜宗弼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他是大金国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评书《岳飞传》中的金兀术就是他。一生想在战场上成就人生的完颜宗弼，请缨为先锋，率金军南下追击逃往扬州的宋高宗，直奔南宋偏都临安(今杭州)。宋高宗从海上逃亡温州时，不懂水路航运的金军，只能望着茫茫水面和逐渐远去的帆影而兴叹。由于孤军深入，完颜宗弼在“捉赵构”一役中遇到了南宋名将韩世忠的顽强抵抗，在黄天荡10万金军几乎全军覆没。

　　此后，完颜宗弼认识到，在和宋军交战的10多年时间里，用武力灭南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战争使中原大地上，出现了岳飞、韩世忠、刘崎、吴玠等一大批杰出的将帅和抗金群体。当年，金军两达汴京而如入无人之境的历史已一去不返。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南宋光复河山还于旧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金想灭掉南宋也是同样办不到的。于是他以一位大金国政治家的远见，完成了自己并影响大金国君臣主战向主和的转变，这一主张得到了金熙宗的支持。公元1141年，完颜宗弼最后一次统兵南下，耀武江淮，以恐吓手段，再次迫使南宋主动提出议和。可以说金宋划淮河而治的“南北和”，是一种对峙之和，是金宋战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金中都  北京建都之始

　　北京市右安门外大街玉林小区，倨卧着一座青灰色的城堡式建筑——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博物馆在北京的建立，是源于一件有关金代的重大文物考古发现。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盖宿舍时，偶然发现了金中都南城墙水关遗址。遗址的发现，为人们了解金中都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证，1995年，北京市政府在水关遗址上建立“辽金城垣博物馆”。
这座建筑整体呈不规则多边形，青灰色的外墙，加上建筑上方装饰的吉祥瑞兽，远远望去仿佛金中都水关再现眼前。在博物馆的地下一层，可以看到这座承载着诸多历史信息、又守护着太多历史秘密的水关遗址，地上一层则是辽金两代的历史回顾和藏品陈列。脚步轻移之间，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缓缓浮现眼前。

金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燕京

　　我们都知道北京人的源头在五十万年前的周口店；三千余年前的琉璃河商周燕国古城则掀开了北京建城史上的第一章。然而北京正式作为皇都始于金中都，却是一段知之者不多的历史。金迁都燕京(今北京)，是由备受争议的金朝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金朝皇帝海陵王，汉名完颜亮，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亮汉文化功底甚深，他雅歌儒服，能诗善文，又爱同留居于金地的辽宋名士交往，品茶弈棋，谈古论今，成为文韬武略兼备，且神情闲逸之人。

　　由于金熙宗执政后期，喜怒无常，嗜杀成性，倒行逆施，使他的政敌越来越多，这就为完颜亮谋取帝位创造了条件。公元1149年，时任丞相的完颜亮发动政变，杀死金熙宗而登上帝位，成为金朝的第四位皇帝。

　　当金王朝取得北部中国统治权后，远在今黑龙江阿城地区的国都——金上京会宁府，逐渐显现出它只是一个适合统治女真族发源地区的都城，并不适应统治包含广大汉族地区在内的新占统治区的需要，迁都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公元1151年，完颜亮下诏预备迁都燕京。他在诏书中说明了迁都的理由，大金国已横跨长城南北，所辖地域广袤。而上京会宁府却偏于东北一隅，出现“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多有违误，使节往来也艰于行旅，致使政令无法及时畅达内外。不如迁都燕京，位置居中，地势冲要，便于控制四方。由于抗金名将岳飞已于公元1142年被秦桧害死，多年来南宋君臣偏安江南，求和纳贡，也给了完颜亮实现迁都大计的外部环境条件。

　　完颜亮没有说出的另一个迁都动机，是由于他系政变篡位，很多豪门势族不拥护他。金上京会宁府的宫殿楼阁、佛寺道观、市井街巷，无不留有金熙宗风行君主制的痕迹，金上京皇族的怀旧和睹物思人，极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政治气候，给海陵王这个以杀兄夺位的帝王带来灭顶之灾。因而海陵王想通过迁都，利用分化、分治、溶化的过程，达到完全解除女真皇族的反抗力，以确保自己的皇位。

　　虽然海陵王的迁都意向一经表露，立即遭到女真贵族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取得了多数朝臣的支持，积极进行迁都的准备。他命人征发80万民工，40万军匠，历时3年建成新都。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面对朝中守旧势力的猛烈反对，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坚决的措施，他下令拆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贵族的住宅平做耕地。彻底断绝女真贵族，返回上京的念头。金的政治中心从此转移到了汉人居住的地区，对女真的汉化和金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金朝进入了强盛时期。

　　海陵王迁都燕京，开辟了燕京的新纪元，由此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序幕，从而成为元、明、清各朝的帝都，这不能不说是海陵王的一大功绩。

　　来自中国东北的游牧民族女真人，为自己在北方复制了宋朝的都城汴京——金中都，意在以此为根据地，南下中原，一统天下。但62年后。辉煌壮丽的金中都化作了“土丘”。

金中都，繁华胜景作“土丘”

　　金中都仿北宋汴京（今开封）的规制，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扩展，增修宫殿，扩大皇城范围，采取外城、内城、宫城回字形相套的布局。修建好的中都城，宫廷宏伟，街市繁华，成为街巷与里坊相结合的一代皇都。

　　当时的金中都，其外城池的西北角位于今天的羊坊店，西南角位于凤凰嘴，东南角位于洋桥四路通，东北角位于酸菜湾。它的皇城南墙在今天的广安门外鸭子桥东西一线；东墙在广安门南北线阁偏东一线；北墙在广安门外大街南侧的东西一线；西墙在广安门外甘石桥南北一线。至今仍有三处土城墙巍然屹立，那就是高楼村西城墙遗址、万泉寺南城墙遗址、凤凰嘴西南角城墙遗址。

　　当时的金中都，四面共开设13个城门，都取有寓意吉祥的名称。如今在北京西客站以东的会城门桥及西三环南路上的丽泽桥，就是沿用了当年金中都北城墙西门“会城门”和西城墙南门“丽泽门”的旧称。清代《日下旧闻考》还说，金代皇帝祭天的“郊天台”，设在金中都正南的丰宜门外，后来北京的“丰台”这个地名，很可能来自“丰宜门外的郊天台”。

　　当时的金中都，其皇宫完全仿照汴京皇宫的样式，承袭北宋末年奢华浮艳的风格。其中部分建筑构件，大部珍宝陈设，也是当年从汴京掠来的原物。皇宫大安殿基址在今白纸坊立交桥北端东侧，于15年前建设“西厢道路工程”时被发现，是金中都皇城范围内最大的一处遗址。皇城西门玉华门外，是皇家园林同乐园，建有瑶池殿、鱼藻池等胜境。鱼藻池又名太液池，在今白纸坊立交桥西侧鸭子桥路西端，解放后经过疏挖，命名为“青年湖”，现已无水。

　　金中都社稷坛的落成，用以祭祀土神和谷神。金中都的太庙名“衍庆宫”，用以供奉先帝的神主牌位。公元1155年, 完颜亮将先帝皇陵：金太祖、太宗、德宗(完颜亮之父,被追尊为德宗皇帝)的灵柩运至中都,停放在皇宫正殿大安殿。阴历十一月,先帝灵柩入葬新建的大房山云峰寺皇陵，这件事标志着完颜亮迁都程序至此完成。

　　迁都之后的金中部到底是什么模样，今人已无缘见到，但在某些文人的诗文中还可略窥一斑。金末元初人杨宏道有《中都》诗二首，其一为：
   
　　龙盘虎踞古幽州，甲子推移仅两周。佛寺尚为天下最，皇居尝记梦中游。清明谷雨香山道，翠管繁弦平乐楼。莫对移民谈往事，恐渠流泪不能收。
   
　　 诗中描绘了金中都的繁华胜景，如雄胜的地理位置、壮观的庙宇、清新的香山道和繁盛的平乐楼，但最后却笔锋一转，变成了慨叹唏嘘。正如历史所记载，1215年，一个更加强大的草原王朝——元朝，用一场历月余不灭的大火结束了金都短暂的国祚，算起来，其存在时间不过62年。辉煌壮丽的金中都也化作“土丘”，难怪诗人杨宏道的第二首诗开头两句便是：“繁华消歇湛恩留，忍见珠宫作土丘。”

辽金城垣博物馆，见证女真对中原文化的顶礼膜拜

　　到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有几件宝贝是一定要看的。

　　一是著名的吕征墓表。刻写墓表的任询是金代大书法家，这通墓表的发现不仅为研究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同时让我们领略了金代书法艺术成就。

　　在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座汉白玉四角方柱分外引人注目。此石柱体量高大，四周遍刻文字，石柱顶端的篆书“吕君墓表”四字，在展厅柔和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沉静而神秘。墓表本是墓碑之一种，外形似柱，兼有墓碑和墓志两种功能。此墓表1991年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河庄凉水河南岸的淤沙中。墓表身高205厘米，每面宽56厘米，各竖刻楷书8行，总计32行、860余字。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墓表虽然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雨洗礼，却保存得异常完好，文字刀口如新，一笔一划之间锋棱毕现。仔细检看墓表上的文字，所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位，除墓表主人吕征外，便是两位著名的金代书法家：蔡跬与任询。这两位书法大家，把这座墓表的艺术价值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档次。由于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墓志并不多，所以吕君墓表不论其表文内容，还是独特的造型、刻立的年代都显得弥足珍贵。

　　为什么墓表上不见女真文字？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金朝统治时期，汉文和女真文字是同时使用的，如同后来的清代，满文与汉文并行不悖。但后来女真文字消亡了。金朝占领华北广大地域之后，汉人随即成为人口的主体。所以，在金朝的境内，汉语和汉文比女真语和女真文远为流行。只有留居东北的少量女真人，沿袭了女真旧俗，最后发展成今天的满族人。可以说，海陵王迁都之后，女真人的汉化是全方位的，更是当时不可逆转的潮流。

　　二是铜辟邪。其形状若狮若虎，两侧生有短翼，头上生独角，四足强劲，长长的尾巴在身后卷起漂亮的弧度。这只1990年出土于广安门外白纸坊桥北原金中都皇城内大安殿的异兽，学名称为“坐龙”，俗称“辟邪”。原来是高高站在金代皇帝殿前平台上所设的幄帐顶上的，起辟凶除恶保平安之用。如今，满身铜锈的它已成了金代文物的标识。2003年是金中都建都850周年，北京市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为此，侯仁之院士撰就《北京建都记》碑文，并将金中都大安殿遗址出土的铜制辟邪作为标识物，设置于大安殿遗址亭附近。

　　三是从大安殿遗址出土的3件造型奇特的鸱吻，鸱吻可以说是金代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具象化的鸱吻在中国殿宇上大量出现是在唐宋，尤其是宋代。而此时，北方的金朝已经开始称雄于华夏的大地上，这些觊觎中原已久的女真人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中原的文化。受命负责营建的右丞相张浩不仅对汉文化十分精通，而且擅长建筑。可以想象，这座规模宏大的金中都既然在总体上借鉴了汴京的规模和布局，那么在建筑的细节上必然也有所沿袭。这三件残存的鸱吻，就见证了女真人对中原文化的顶礼膜拜。

　　在辽金城垣博物馆地上展厅里，工作人员指着三件鸱吻中的一件告诉我们：“你看它瞪着眼睛的样子，非常凶猛，很有少数民族特色，和中原的鸱吻不太一样。”这件藏品整体酷似龙首，怒目圆睁，卷鼻上扬，在张开的血盆大口中排列着尖利的牙齿，威猛异常。

　　最后要看的当然是金中都水关遗址。遗址就在展厅之下，这也是辽金城垣博物馆中的重要展览内容之一。所谓水关，是古代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通水口。金中都水关遗址的发现，在中国考古界备受瞩目。因为它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金中都城建设施，也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古代城市排水设施中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

　　在现代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排水设施，当其出现之时，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当历史进入北宋，在李明仲所著的建筑设计学巨著《营造法式》一书中，就出现了专门的章节，用来讲述水关的做法。但令考古学家和建筑学家们困惑的是，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却始终没有出现与《营造法式》所述水关相符合的实物水关遗址。在梁思成先生的著作《营造法式注释》一书中，有一幅水关复原图，随着金中都水关遗址露出尊容，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幅图同其外貌、结构基本相同。因而基本可以断定，这座水关遗址就是依照《营造法式》而建的。

　　这是一处木、石结构的建筑遗迹，呈南北走向，上半部已经被毁掉，只残存基础部分。由于水关遗址的发现，不仅确定了金中都南城墙的方位，而且通过用考古钻探的方法向北追寻古河道的方向，基本上明确了金中都城内水系东流过龙津桥后，其中一支向南的走向和经南城墙入护城河的确切地点。如今，18年过去，围绕这座金代水关遗址，依然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座水关遗址已经成为一把打开金中都历史地理研究的钥匙。而且，它也是金朝与宋朝物质、文化、技术交流的有力见证。

金朝的灭亡与蒙古的兴起

　　金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附、南宋屈辱求和，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但是，随着蒙古的兴起，金的强国地位受到了威胁。金西北邻蒙古，西邻西夏，南邻南宋，处于西、西北、南三战之地，战略地位处于明显的弱势。然而，金朝统治者却错误地选择了绝夏、攻宋、抗蒙的战略，结果三面树敌，自我孤立，致使形势急转直下。

　　公元1213年，金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金宣宗即位。此时的金朝面临着蒙古大军直逼中都、内部一片纷乱的局势。金宣宗放弃抵抗，下诏将都城迁往开封。南迁后的金宣宗没去顾及蒙古大军的一路追击，却发兵攻宋，企图依靠掠夺南宋的财富来弥补蒙古人攻掠下南逃的损失，造成了金朝北方的防线全面崩溃，开启了金的灭亡之门。公元1233年，元太宗窝阔台帅军攻下汴京，金未代皇帝哀宗逃至蔡州。公元1234年，蔡州在蒙古军与南宋军联合进攻下被攻破，金哀宗自缢，金国至此宣告灭亡。

　　完颜阿骨打开创的基业存在了120年以后，被来自草原上的蒙古人灭亡了。但他们毕竟创造了自己的辉煌。这个披坚执锐、在马背上冲杀的民族，从不拒绝文化的浸透与滋润，《金史》表明：“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并进而总结道：“金用武保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应当承认，以武立国的金朝在这一历史时期，使北方大地出现又一文化鼎盛时期。

老景点新认识

　　回首800多年沧桑，金朝为北京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今天的香山、玉泉山、莲花池、陶然亭、钓鱼台、玉渊潭等，都是当年金代皇家的离宫别馆。举世闻名的永定河卢沟桥,更是金中都有名的胜迹。而现存于昌平区铁壁银山的法华禅寺塔林,也是金代遗存。当我们来到这些景点观光游览、探古寻幽时，您也许会惊喜地发现，对许多原以为熟悉的老景点又会有新认识。163

莲花池，八百年菡萏重生艳

　　莲花池紧傍着北京西客站，是都市里难得的一泓清水。公园水面栽植着15000多平方米的荷花，莲花池荷花的历史已有八百多年。其前身称西湖，自古以来就是蓟城（后称幽州、燕京）的主要水源。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说：“北京城的成长和莲花池的关系至关重要。”

　　据说金完颜亮要迁都燕京，找的借口就是“莲花”。完颜亮对官员梁汉臣说：“我在上京栽种了200株莲花，为何不成活？”梁汉臣心领神会地答道：“上京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梁汉臣还迎合说，“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完颜亮遂派梁汉臣等官员去燕京营造城池宫殿，兴建新国都。

　　完颜亮迁都成功后，他还真没忘记为实现迁都制造的“栽莲花”舆论，叫人在西湖栽种了大量的莲花，以证实金中都的水土气候确实胜过北方的上京。西湖也由此改称为莲花池，它的下游洗马沟也改名为莲花河。

　　1215年，金中都被蒙古大军攻陷捣毁。元大都建成后，金中都故址被称为“旧城”或“南城”，城里居民纷纷迁往新都，旧城逐渐荒废，莲花池也逐渐淤塞成郊外一个冷落的水洼。到了清代，残存的莲花池仅剩十余亩水面。

　　1993年，北京西客站工程在莲花池畔开工。当时曾有人设想将车站建在莲花池上，以便在低洼的池底建造车站的地下部分。侯仁之先生向有关部门阐述了莲花池与北京古城历史沿革的重要关系，建议给予保留和保护，最终，车站选址避开了莲花池。2000年底，荒废已久的莲花池重新建成公园，从此莲花池里又现莲花。

卢沟桥上月如霜  古桥绝技享誉世

　　华北平原三面环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北京湾”，西南出口处的一条长河便是古称“漯水”的永定河，浑浊的水流卷着浪花一路流向东南。因为京师人把黑浑色称为“卢”，这条河就有了卢沟的名字。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作为北方中国的政治中心，卢沟渡口作为进出都城的唯一门户，仍用临时木桥或浮桥，显然已不能适应当时之形势。于是，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在卢沟渡口建造了一座永久性的大石桥，名广利桥，即中外驰名的卢沟桥。从此它成为金代连接金中都与华北大平原的重要通道。

　　作为进出京师的要津，卢沟桥总是繁忙的，桥下水流滚滚，桥上过客如织。“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由于卢沟渡口距京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进出京城的官民商旅都会在桥旁的驿站打尖投宿，准备来日早行，于是此处便逐渐发展为京城西南的第一个歇宿点。我们现在可以看见的一幅元代《卢沟伐木图》古画，把当时卢沟河畔茶肆酒馆、招商旅店之繁华及策马驱车、步行担担、风尘仆仆客人之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次日，留宿的客人登程。此时，晓月当空，月色清冷，客人策马扬鞭，伴着马蹄碎步敲击桥面的声音，悠然上桥。举头遥望，天空残月倒挂，大地似银，“卢沟桥上月如霜”，此时方可真正体会到“卢沟晓月”之意境。所以自卢沟桥建成后不久，金章宗便将“卢沟晓月”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元朝时，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卢沟桥，望着桥上数不清的石狮，叹称卢沟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金章宗与西山八大水院
　　在金章宗明昌时期，北京不但出现了流传至今的“燕京八景”。还出现了当时著名的“西山八大水院”，即金章宗在西山的八座行宫。

　　金章宗，名完颜璟，金朝的第六位皇帝，是金世宗完颜雍之嫡孙。他废除奴隶制，完成了封建制的建立。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鼎盛时期，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仓廪充实。明昌二年，全国储金1200余铤，银50.2万余铤。儒风丕变，学校日盛。金章宗下令，35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学《孝经》和《论语》。金章宗铸造的“承安宝货”，是我国货币史上首次使用白银作为法定的通用货币。金章宗是金朝汉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在感受与领悟佛教文化的同时，开创了“寺庙兼有园林”的造园艺术。金章宗游走于中都山水间，留下众多的足迹。

　　西山指的是北京西北郊的太行山余脉，自南至北而东环抱北京，素有“神京右臂”之称。西山素来是上风上水的宝地，又因为这里环境异常清幽，更使寺院、园林、行宫荟萃云集。金代“西山八大水院”至今，有的仍是北京名胜。但这八院都是哪八院？有的有证可考或有迹可寻，也有的则尚有疑问。

　　西山古刹大觉寺，坐落在北京海淀区北安河乡的阳台山麓，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佛教禅宗寺院。该寺创建至今，已逾千载，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的世事沧桑与荣枯兴衰，虽然琳宫梵宇时增时损，山门浮屠时圯时复，但钟磬声声不绝，香火袅袅如缕，法脉相连，千年未断，可谓一直独颖丛林、享誉京师。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金代大觉寺，据明末《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述，该寺即“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可知在金代，不仅仍沿袭了清水院之名，而且被金章宗辟为离宫别苑，列为西山名胜“八大水院”之一，使这座帝都远郊的佛教寺院与皇家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该寺坐西朝东，因契丹、女真人有“朝日”的习惯，认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是神圣的，因此所建寺座都东向。现大觉寺东北的香道上还有一座面东的砖影壁，上书“紫气东来”。寺内的碑刻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慨也”。

　　大觉寺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千年古刹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多年以来，大觉寺及其周围的风景名胜吸引了八方游人来此探古寻幽。无论是悠远深邃的晨钟暮鼓，还是晴岚幽谷的朝云紫气，都给人以远离尘嚣如入仙境的感觉。

　　在大觉寺以北的金山上有金代古刹金山寺，该寺也是坐西朝东，寺内有金代古银杏两株，寺前有金山泉，金章宗时为八院之一的“金水院”。而金山以北的妙高峰有古刹法云寺，据《天府广记》载“金章宗在西山设八大水院，此为一院……”，遗留断碑“香水院”三字尚在，金章宗时为八院之一的“香水院”。到了清末为醇亲王奕譞的陵寝，人称七王坟。玉泉山芙蓉殿为金章宗所建，金章宗时为八院之一的“泉水院”。据《金史·章宗记》载：“章宗明昌三年八月幸玉泉山，六年四月幸玉泉山，七年五月幸玉泉山”。玉泉山的玉泉有“天下第一泉”之称，“玉泉垂虹”就是金章宗年间定下的“燕京八景”之一。

　　香山公园的香山寺遗址自古就为京西名刹，金章宗时为八院之一的“潭水院”。据史料载“香山寺，京师天下之奇观也……有金章宗之台、之松、之泉也，曰祭星台、护驾松、梦感泉。”

　　从金代起，“西山积雪”就成了金章宗点名的京师冬色代表，泛指西山一带的雪景，香山作为西山山脉的代表，在半山亭的北面立着清乾隆年间定景的“西山晴雪”石碑。大定十年，南宋使臣范成大出访金国，九九重阳，他特地到西山观赏秋月，不料忽降大雪，中都城“西望诸山皆缟”。对金人看来司空见惯的景象，让北上的范成大充满惊奇感，吟诵出“苦寒不似东篱下，雪满西山把菊看”的诗句。而元明清的帝王们定都京师，看惯了宫城里飞檐雕梁的雪景，偶尔见识到西山银海的气势，也难免被震撼。今天的香山，一年四季都很美妙，春花烂漫，夏阴清爽，秋叶似火。如果能有幸赶上西山大雪，不妨雪后到香山附近一游。看过这里的雪景后，你也许会感慨，定景的金章宗实在品位不俗。

　　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北海也与金章宗有关，金帝在中都大建离宫苑囿，规模最大的是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在辽代瑶屿离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大宁宫，它就是北海公园前身。当时为了营建琼华岛，连汴京万岁山的艮岳太湖石都运到了中都，如今在北海还能找到一些。北京地区的八景，最早见于金朝的《明昌遗事》中，明昌是金章宗的年号，所记时称为“燕山八景”。而“琼岛春阴”，就是金章宗年间定下的八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