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刘邦夺取天下，建都长安，秦亡汉兴。汉朝在秦统一的基础上开拓进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疆域空前辽阔，新兴帝国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气象。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亚与西亚、欧洲文明连在一起，中外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土文明在影响对方的同时，也受对方影响，汉代的文化艺术获得空前繁荣。

　　汉朝雄强的流风余绪延续到魏晋，伴随着豪杰并起，风流纷争，北方民族相继南迁，各民族互相碰撞、融合。北魏鲜卑族强盛王朝的包容性，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造成了日后中华民族血脉大融合的根本范式。由此，精粹相糅，惠及海内，源远流长。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公元618年，唐太祖李渊灭隋建唐，中国由此进入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大唐盛世。    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唐朝借西来“胡风”的熏陶，吸纳各种外来文化，再一次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阔大的气象。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时代，史称“强汉盛唐”。

　　强汉盛唐，绵延着原生创造，兼容并蓄各种外来文明，呈现出新风异彩，祥和灿烂，为历代盛世所称颂。

　　汉

　　秦统一后区域文明的重组，在汉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文景之治”开启了两汉盛世，与欧洲的罗马帝国并肩称雄东、西方。创造这一盛世的人们及其语言文字也被定格，即汉人、汉语和汉字。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95年陕西省西安市阳陵陪葬墓园出土。

　　陶俑朱唇黑眉，面容清秀，一袭深衣，正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种俑塑绘出女性的美丽、娴静、细腻和沁人心脾的韵致，足以令人倾倒。这是中国古人的标准坐姿——跪坐（正坐）。跪坐源起于古人初始的席地而坐、择地而卧的生活起居方式，因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礼俗。这种席居生活，坐卧站立落差大，似有“大起大落”之感，无疑也是一种身心锻炼，可以有效地提炼人的礼仪气质。因此跪坐姿势很优雅，最能体现端庄、谦恭的礼仪风范。

　　屈膝跪坐的女俑，一袭衣裳相连的深衣，领袖镶有各色缘边，使得素雅的衣服显出色彩点缀的美丽。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领口很低，依次露出三重相交的衣领。这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可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这是汉代妇女穿着的时尚服装。从这件陶俑身上，我们领略到了宽大飘逸的汉服，而这种基本形制经历时代变迁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样式，为东方世界提供了标准。今天中国及东亚很多民族的民族服装，都受到了汉服的影响，而韩国韩服和日本和服更是直接由汉服发展而来。

　　铜马 东汉(25～220年)，1969年于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出土。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河西走廊地广民稀，水草适宜畜牧，出于“张国臂掖、以达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目的，汉王朝极力鼓励河西居民养马、育马。这是车马仪仗俑中的随从马俑，马健壮肥硕，昂首嘶鸣，抬腿欲进，翘尾而立，富于动感，栩栩如生。武威雷台汉墓发现了中国境内数量最多、阵容气势恢宏的铜车马仪仗俑群，由38匹马，1头牛，14辆战车，17个手持长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而引领这支仪仗队伍的是气势惊人、脚踏飞燕的铜奔马。奔马身后有小吏领队，斧车前导，骑马武士俑护卫，高官要员乘轺车跟随其后。“公出有从骑”，出行车骑数量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两千年前的滑稽艺人击鼓说唱陶俑 东汉（25～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挟鼓,右手举槌作击鼓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汉代这种说唱艺术称为“俳优”，史书记载：“击鼓歌唱，作俳优”。在汉代，往往以身材矮胖、相貌滑稽的侏儒充任表演者。陶俑虽为手工捏塑而成，但其神态生动、鲜活逼真，它仿佛从二千年前的历史尘埃中走来，带给我们汉代社会的音容笑貌，让人忍俊不禁，过目难忘。

　　通往天国之路T形帛画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此为葬仪中用以表示招魂、导引后随葬的旌幡。画面所描绘的内容自上而下可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部分绘有人首蛇身的蛟龙、代太阳的金乌、奔月的嫦娥等天国的神话传说；人间部分绘有墓主人辛追在3个侍女的陪同下，正在飞升天国的路上，以及家人在祈求死者灵魂升天的祭祀场面；地下部分画着神话中的鳌鱼和异兽守卫死者的灵魂。帛画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汉初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其主题思想，一般认为是“引魂升天”，但也有人认为是“招魂以复魄”，使死者安土。

　　汉代的高层建筑绿釉陶楼 东汉（25～220年），1990年河北省阜城县桑庄汉墓出土。

　　陶楼由台基、门楼和五层楼阁组成，是一件仿木建筑的陶制模型器。绿釉呈现出美丽的翠绿色，极富装饰感。东汉时期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各地豪门大族为加强防范，常自行兴建大型塔楼，有的高达九层。高楼的盛行，一是军事守卫的需要，便于观察敌情，同时也与汉代崇尚高台有关。由于东汉时期丧葬制度趋向世俗化，古典礼俗的冥器绝迹，才出现了反映贵族豪强和庄园地主生前享用的物品冥器进行随葬。这种汉代楼阁式建筑明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风俗，再现汉代楼阁式建筑的风格和特点。254

　　滇文化的标志虎牛铜案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2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虎牛铜案是滇国贵族盛放祭品的礼器。主体铸成一头大牛形状，为处理好巨大的牛头带来的不平衡感，设计者在牛尾连铸了一只猛虎，使案在左右平衡。大牛腹下与足间还另铸了一头小牛，使案更加富于变化，也更加稳重。大牛的沉稳、小牛的胆怯、及老虎的残暴，在此形成强烈对比。滇国是西汉时滇人在云南滇池周围建立的一地方政权，其别具一格的青铜文化举世闻名。此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合一，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当之无愧地成为滇文化的标志。241

　　早期环保灯彩绘雁鱼铜灯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85年山西平朔出土。

　　造型作鸿雁回首衔鱼站立状。鱼腹为灯罩，雁颈为导烟管，盛有水的雁腹是销烟装高置，内部中空且相通。灯盘为两片弧形铜挡板，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的亮度。毕竟“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灯火点燃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空气超的污染，有效地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它将实用功能、优美的造型与科学的环保原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汉代人的全新发明。鸿雁被认为是传送思念和祝福的吉祥鸟，鱼“余”谐音寓意生活富足有余。鸿雁衔鱼的造型，体现了汉人的美好愿望，反映了汉代的审美风尚。278

　　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错金银牛形铜灯东汉（25～220年），1980年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墓出土。

　　这是一件精美的牛形铜灯，与早期铜灯相比，设计更为合理，制作更为精美。除具有一般铜灯的烟尘导管装置外，圆形灯盘上可推移开合的灯罩已由原来的封闭型变成镂孔透光型，能更好地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通体遍饰精细的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错金银图案，作品线条流畅飘逸，工艺相当精湛，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这类象生形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等，反映出汉代人为防止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的环保意识。276

　　汉代规格最高的葬服金缕玉衣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94—1995年江苏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玉衣。全部用新疆和阗白玉、青玉组成，包括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左右手罩、左右脚罩等十余部件，共使用玉片4248片，金缕1576克。需10万人工才能完成。按照汉代的丧葬制度，玉衣是必需的丧葬品，因为汉人相信金玉可以保持尸体不朽。但只有帝王才能使用金缕玉衣，而此件玉衣的主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即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之子。刘交深受刘邦之子、汉文帝刘恒的宠信，致使其几个儿子贵比皇子，故刘郢客死时能穿金缕玉衣。同时也说明西汉时期象征地位和等级的玉衣缕质的使用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
　　
　　南北朝

　　汉末乱世经西晋的短暂统一后，又出现了较长期的南北分治局面。汉文化在南方得到延伸和发展，青瓷造型及釉色之美，也成为人们情感的新载体。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南迁，其风俗文化与汉文化在不断的碰撞、融会。夹杂着佛教的东渐，以及波斯和希腊文化的流入，它们逐渐融入中华原生文明之中，散发出存异趋同的独特魅力。

　　功用存歧义的水器青瓷虎子 东晋（317～420年），南京象山七号墓出土。

　　虎子起源于战国，风行于汉魏六朝，因器形似虎而得名，总体造型基本一致，细部刻画各有不同。这件虎子通体浑圆，斜颈圆口，背上有拱形提梁，虎首昂起，张口露舌，目视远方，腹下有缩状四肢。全身饰淡青釉，其造型摆脱了僵硬强求外表形似的模式，注意对内在精神的表现，精巧而又不失质朴。虎子为六朝墓中常见的青瓷随葬品之一，多出现于男性墓或夫妻合葬墓，一般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通常认为虎子是一种盛溺的亵器，俗称便壶；但也有人以东汉画像砖资料证实，虎子应属清洁用洒水器。

　　超度之舟青瓷莲花尊 北朝（386～581年），1948年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

　　青瓷莲花尊在我国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共器形高大，釉色青绿，整器将刻划、浮雕、模印、粘贴等多种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上下辉映，它们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的最高工艺水平。浮雕莲瓣是莲花尊的重要造型特征，俯视时向外伸展的层层莲瓣宛如盛开的莲花。青瓷莲花尊大多出自墓中，应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很可能是替代死者灵魂的栖息物谷仓罐。用于安放灵魂，而且加入了浓郁的佛教色彩，能超度死者亡魂，使其免受轮回之苦。可以认为莲花尊是佛教与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结合的产物。

　　北方牧民写真画牧畜图壁画砖 魏晋（222～420年），1972年嘉峪关市新城第五号墓出土。

　　画面为一个身着窄袖短袍的边境牧民，正守护着一群羊和马，畜群悠闲游走，自由自在，描绘了河西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在荒原上放牧的情景。这种砖画是将字画绘写在砖块上烧制而成的，用笔简洁奔放，线条潇洒随意，色彩运用朴实简练，表现手法独特新奇。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中段交通要冲，又是小月氏、鲜卑、氐等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草原广袤，牧草丰盛，畜牧业发达，这幅畜牧图形象地再现了“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景象，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体现。

　　北国奇珍鸭形玻璃注 北燕（407～436年），1965年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

　　此器呈淡绿色玻璃质，半透明，注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造型如此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经电子探针检测，为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的基本组成相似，这种玻璃器可能是经由“丝绸之路”从东罗马帝国输入中国。玻璃注以吹管法成型，器胎较薄，粘贴玻璃条以饰细部，吹管玻璃形成法是公元前1世纪时古罗马帝国的伟大发明，这表明魏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中原汉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中亚、西域的异域文化兼容并蓄的局面。

　　酒壶上的希腊神话鎏金银壶 约3～6世纪，198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周李贤墓出土。

　　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酒具。壶腹上部饰一周莲瓣纹，中部浮雕三对男女形象，下部浮雕涡纹和怪兽游鱼图案。酒具上图像主题表现的应是希腊神话故事。壶的形制沿用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壶把上塑造中亚巴克特利亚人头像，应为中亚巴克特利亚地区制作。这件极为精致的银壶由西域传入，当时习惯称为“胡瓶”。中原发现最早的胡瓶是十六国时期，北朝至隋唐已很盛行，反映出中国与异域诸国经济贸易与文化的友好往来非常频繁。

　　慈善之美贴金彩绘菩萨立像 北齐（550～577年），1996年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

　　菩萨头戴花冠，慈眉善目，表情庄重，脑后有圆形头光。内着金边僧祗支（一种长方形衣片，意思为覆膊衣或掩腋衣），下着红色长裙，帔帛长垂，跣足立于莲台之上。菩萨衣纹雕刻简洁，没有花冠、璎珞、手镯之类的细致装饰，但依然显出其丰满俊秀、雍容典雅的气质，面部流露出隐约愉悦的微笑，充满了慈善之美。这种造像既带有印度笈多佛教的风格特征，又有明显的中国化痕迹。

　　情意缠绵人神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东晋（317～420年），绢本设色。

　　《洛神赋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绘画名作，是以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为题材，描述曹植渡洛水时与洛水神女相遇而恋爱，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一般认为是因曹植被封甄城所作。但也有人认为其写作牵涉到曹植与魏文帝曹丕之妃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该图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洛神赋》的内容，对人物心理刻划的成功及善于表达情感内容的精深造诣，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国绘画的新发展。图中人物画的线描如“春蚕吐丝”，后人称这种技法为“高古游丝描”，为人物画技法十八描之一，对后世的中国画线条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

　　唐朝的开明政治和民族融合，开创了社会的繁荣。开放的社会，使唐朝成为各种民族、宗教、文化的汇聚地，“丝绸之路”引来的不只是诸国“胡商”，各种文化艺术也纷至沓来，这是空前的文化交流与大融合。融会南北，贯通中西，把唐代推向中世纪世界文明之巅峰。

　　东西方的交流使者骑驼陶俑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骆驼高大健壮，双峰间驮着装满丝绸、珍宝之类的沉重皮囊，皮囊上坐着正在持饼进食的胡商。该俑是中亚或西亚商人劳碌奔波于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原的真实写照。“沙漠之舟” 骆驼，以其默默无声的千年负载，成为“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象征。胡商以这种特殊的运载工具，背负宝石、香料、玛瑙而来，又满载丝绸、瓷器、茶叶而归，异域的礼俗、宗教和文化也随之纷至沓来，胡风礼俗、胡乐歌舞成为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他们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作出了特殊贡献。

　　瓶美酒香三彩双龙耳瓶　
　　唐(618～907年)，以两个对称的双龙衔住瓶口为柄，造型优美高雅，制作相当精致。这种器型是在晋朝鸡头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吸收了西域胡瓶的特点，始见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当时自铭“传瓶”，有白瓷、青瓷、三彩等品种，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巩县窑烧制双螭瓶的重要产地之一。陶瓷器上的龙多为雕塑龙，而龙的地位因象征皇帝而日益尊贵，当时宫廷有严格规定，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准用龙纹作装饰。这件三彩双龙耳瓶器型端正，保存完好，属唐代三彩瓷器的精美之作。

　　以枕寄情长沙窑狮座诗文瓷枕

　　唐(618～907年)，枕以诗为座，枕面题诗一首：“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写的是少女对情郎的思念。萧郎即萧史，据载萧史为春秋时人物，擅长吹箫，能发出鸾凤和鸣的声音，娶痴迷音乐的秦穆公女儿为妻，后双双乘龙御凤升天而去。因有这段美好姻缘，萧郎成为少女心仪情人的代称。陶瓷枕出现于唐，形体较小，宋以后形体逐渐变大。瓷枕具有纳凉之功效，是消暑的理想寝具，“清凉沁肤、爽身安神”。狮是具有镇邪驱魔的瑞兽，这件瓷枕以狮为座，显然是以其辟邪。

　　急雨旋风气若虹五色笺张旭《古诗四帖》卷
　　
　　唐（618～907年）。《古诗四帖》墨迹本，系五色笺草书。前两首是梁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和四五少年赞》。无款，明董其昌定为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书。后人多沿此说，但也存争议。该作集中体现了张旭草书的风格特点。通篇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在强烈的跌宕起伏中，突现了雄肆宏伟的势态。其用笔圆转自如，含蓄而奔放，随着感情的渲泄，笔致似有节奏地忽重忽轻。线条或凝炼浑厚，或飘洒纵逸，点画与线条的合谐组合，构成了一幅自然生动、雄伟壮阔的画卷，是狂草书法的经典之作。

　　军阀的家庭乐团彩绘石雕散乐图

　　五代（公元907～960年）。据墓志记载，墓主人王处直为唐末、五代早期的义武军节度使。墓中出土了两块大小相同的大型汉白玉浮雕，其中散乐图嵌于后室西壁南部下方。该图采用高浮雕手法，着色，表现的是乐队演奏场面。共雕有人物15个，最前一人为身着男子装束的女子，似为乐队指挥，两位身材矮小者，似为队前引导。女乐者共12人，身着窄袖襦衫，长裙曳地，分为两排。浮雕形制巨大，刻工精湛，线条流畅舒展，是晚唐五代时期少见的浮雕精品。

　　平远辽阔显江峦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 

　　五代（公元907～960年）。《夏景山口待渡图》，无款，董其昌于卷前引首题“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卷后有元柯九思、虞集诸人题跋。曾入宋元内府收藏。入清为耿会侯所得，进入清内府收藏。历代都被定为五代著名画家董源的作品。该图描绘江南渡口夏日景色，开卷处平沙浅岸，江河横陈，小舟往来其间，山峦叠起，丛林中微露村舍，卷末沙岸延伸，垂柳成行，岸边有待渡者，展现出平远辽阔的江景。画面以平远取势构图，在平平淡淡的浑朴真实里“得山川之神气”，设色雅淡，艺术感染力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汉朝  时代的定格

　　西安，一座城市，凝聚了中国千年的历史血脉。那拆拆建建的城墙，就是13朝古都更迭的见证。穿梭在这城墙内外，积淀于这块土地上的王权气息，都萦绕在其周围。
　　
　　汉长安城就在西安市西北郊，从古城的北门出去不远就是。两千多年过去了，曾经堪与罗马媲美的长安城，如今地面上所有的建筑都荡然无存，惟有汉长安城的夯土城墙，还矗立依然，顽强地证明着一个王朝的存在。未央宫前殿高大的台基，建章宫、长乐宫的楼阙基址，仍旧显示着昔日权力中心的威势。汉王朝灭亡了，但是“汉”的文化遗存却保持着长久的影响。今天，我们书写的文字叫作“汉字”，我们使用的语言叫作“汉语”。“汉”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汉高帝刘邦定都长安城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但是秦的统治未能长久，只维持了15年就被推翻。随即建立的汉王朝才真正使得这种政体巩固强大。在秦末战争中，当项羽和秦军的主力苦战时，刘邦抢先进入关中，在轵道受降，秦王朝宣告灭亡。项羽入关，以强大的军势压迫刘邦，于是发生了鸿门宴的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汉中就职。后来刘邦暗渡陈仓，平定三秦，又出关和项羽决战。楚汉之争，激战数年，项羽的霸业在垓下结束，刘邦统一了天下。这个新的统一王朝被定名为“汉”。

　　当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庆贺自己打下天下时，重臣张良细说长安之利，力劝刘邦将都城迁往关中，以占据秦的险固之地。于是，刘邦起驾入关，由此开始了西汉王朝定都长安的历史。

　　然而，此时的咸阳秦宫已被项羽一把大火烧得灰飞烟灭，只有渭河以南的离宫尚存。天下初定，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刘邦无力营建新皇宫，只能住进经过略微修整后更名为长乐宫的秦兴乐宫。此后他东征西战，四处平定叛乱。而丞相萧何则日夜兼程地在长安城修筑皇宫未央宫。到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才住进未央宫。可当时他所拥有的都城，尚不能称为真正的都城，因为连城墙都没有。汉惠帝即位后，才完成都城城墙的营筑。汉武帝时期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筑了国家园林上林苑，穿漕渠，开昆明池，营建后妃宫殿，并嫌未央宫过小，在城外新建建章宫。当初萧何兴建未央宫时，曾想极尽奢华，以使后世无以复加，孰料汉武帝建章宫豪华的程度“度比未央”。

　　汉都城形制影响到明清

　　都城是国家的缩影，当我们凭借考古挖掘而复原出汉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思想的痕迹。而由汉长安城形成的都城形制，对中国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了明清。

　　都城的核心是皇宫，皇宫的核心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前殿即大朝正殿。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殿建在全城的最高点，正好与统治者“君临天下”相呼相应。其遗址就在今天西安的未央宫乡，远远望去，视野里能看到就是一片比四周田野高出许多的黄土台地。从未央宫前殿到南宫门甚至南城门，都没有任何建筑，可见未央宫里其他的宫殿建筑都在它的两侧或后部。未央宫南面的长安城外置有一组宗庙礼制建筑--明堂、辟雍。从未央宫前殿基址的调查更证实了这样的理论：历代皇帝的大朝正殿都要居高、居中、居前，体现坐北朝南。自汉朝始，宗庙地位已呈主次之分。大殿在上(北)，宗庙在下，而且呈现以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分布。未央宫椒房殿遗址是目前惟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古代皇后宫殿遗址，椒房殿是后宫的首殿，从考古挖掘遗址上测得，与前殿呈“前朝后寝”的布局。

　　与后代皇宫不同的是，唐长安城只有一个宫城，清朝也只有一个宫城，而西汉则是一城多宫制。“人主居未央，长乐奉母后”，西汉时期外戚势力强大，长乐宫便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邦死后，惠帝即位。吕后成了皇太后，搬回长乐宫居住。惠帝每天都要向吕后汇报朝事。惠帝死后，吕后正式总揽大权，亲自到朝廷代理皇帝决事，吕氏家族一时权倾朝野。吕后之后，外戚政治仍然盛行，到汉元帝的王皇后时代，从她成为皇后、皇太后到太皇太后，娘家共有十人封侯，五人为司马。朝廷外戚，没有比这更隆盛的了。而王皇后恰是王莽的姑姑，西汉末年王莽的篡权即与她位及君王密切相关。

　　千秋功过汉武帝

　　经过汉文帝、景帝的韬光养晦，当他们的子孙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已是钱累巨万，粮食满仓，国家繁盛。汉武帝刘彻17岁登位，71岁去世，统治中国54载，是封建社会少数在位时间超过50年的帝王之一。中国历史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就是指汉武帝时期。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他也创立了旷世伟业。

　　汉朝开国不久即受匈奴入侵，此后不时累犯。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展开大规模反击，大汉帝国的声名在一次次胜利中远播四海，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广阔生存空间。

　　汉武帝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使其成为此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另外，他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分封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欧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他所具有的雄才大略，使西汉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在他统治下的西汉帝国比罗马帝国还要强盛。

　　另外，他也和秦始皇一样，也是个多欲天子。他耗尽国库资财，逼迫大批壮丁入伍开边。他到泰山封禅，建造通天台，造二十丈高的金铜仙人。在河南造宣房宫，韩城造挟荔宫，大兴土木。他钳制言论，杀人如麻，将法律增至上万条，竟造出“腹诽”之罪。十名丞相，六人被诛残自杀。太子自杀，孙子被杀，两个女儿奉旨自杀，两名公主被废为庶人，第一任皇后陈阿娇被打入冷宫，第二任皇后卫子夫自杀，另一驸马卫青遭杀。李广后代灭绝，司马迁惨受宫刑。

　　中国的皇帝喜欢在活着时就为自己建造陵墓，以便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现世的威武，汉武帝也不例外。他即位后第二年(公元前139年)，就开始在槐里县茂乡修建茂陵，历时53年，在汉诸陵中建筑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花费在茂陵的修建上，墓内的殉葬品极其奢侈豪华。今实测，陵高46.5米，底面边长240米。陵区有大型陪葬墓二十多座，包括汉武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等，其中霍去病墓最为突出。

　　他做了那么多让后世瞠目结舌的荒唐事，为什么汉代江山并没有与大秦帝国一样短命呢？一方面是他晚年有所反思：颁诏罪己，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为儿子平反，下诏召回前方将士与亲人团聚，废除万条法律，恢复刘邦“约法三章”，与民休息。这种晚年改过，在帝王们当中树起了罕见的先例，使对立的民心有所缓和。另一方面是时代环境决定的。汉武帝时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连司马迁、相如这样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时势造英雄，《汉书•公孙弘传》赞道：儒雅则董仲舒、质直则汲黯、推贤则韩安国、滑稽则东方朔、奉使则苏武、将率则李广、受遣则霍光等人才。自身因素加上外部环境，最终成就了汉武帝的绝代功业。

　　慨叹一代天骄汉武帝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只是茂陵荒冢而已。在无坚不摧的时间面前，绝代帝王的赫赫功业最终都风流云散，沉入历史的滔滔长河。而汉长安城，这座屹立于渭河南岸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都城，后来虽也几经战火摧残，但终究存在、使用了近800年，直到隋文帝杨坚弃而不用，另选新址，才真正彻底地失去了它作为都城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