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双人 一世一座“桥”

2019年06月13日来源:陕西省台胞之家网

——记台籍中日友好交流使者胡秋金夫妇 

  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对中日建交历程进行了高度概括: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先生和田中角荣先生、大平正芳先生等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作出重要政治决断,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纪元。廖承志先生和高碕达之助先生、冈崎嘉平太先生等一批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认识到中日建交成果的来之不易。虽说外交工作就像“架桥”,但战胜自然天险的石桥易建,打破人心隔阂的“心桥”难搭。日本早在明朝时期就屡犯我国沿海,近代以来又相继发动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制造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痛。国仇家恨,使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但毛泽东主席曾指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着民间文化交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更是不断发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也日益深化。这背后自然少不了默默推动中日友好交流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陕西省台联第一任会长胡秋金及其夫人林少篁。 

  中日建交后,胡秋金夫妇第一时间克服困难,用自己编写的词典、教材培养了大批日语人才,同时翻译了大量有关日本科技的文献,为推动祖国发展贡献了力量。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建起一座“中日友好夫妻桥”,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异国他乡,有情之人终成眷属 

  1926年3月,胡秋金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桃园县。在他4岁时,南投县发生了由莫那·鲁道领导的台湾少数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起义”,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却鼓舞了两岸同胞的抗日斗志,也在胡秋金心里种下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种子。此后,日本又在东北三省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在南京制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众罪行都传到了远在台湾、心系大陆的胡秋金耳里。胡秋金那时年纪虽小,却有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日本对台湾的血腥殖民统治、对祖国大陆的入侵掠夺、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迫害,在他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他为此下定决心:要为民族之崛起、祖国之富强而奋斗! 

  1941年3月,胡秋金随父亲侨居日本京都,他虽痛恨日本殖民者,却也明白中日之间的差距,决心借此机会学好本领,将来师夷长技以制夷。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中国作为战胜国,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旅日华侨的地位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各类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新成立的,也有从“幕后”走到“台前”的。19岁的胡秋金,正是热血少年郎,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的一腔报国之情一时无处安放,于是他积极投入到保护旅日侨胞安全与利益的活动中,在京都与爱国同学一起参加“中国学生保安自卫队”(后改为“中国青年会”),与日本当局展开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京都台湾同乡会、中国留日同学会、旅日华侨总会等爱国华侨团体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旅日华侨总会,成为了他与林少篁爱情的摇篮。 

  林少篁1929年11月出生于台湾彰化县,其父林清木毕业于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就职于台湾一家日资企业。林少篁5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迁居日本大阪,7岁在大阪福岛小学读书,8岁定居神户,转学到神户小野柄小学,1942年3月考入神户凑川高等女校。林清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使林少篁自小多与日本人相处,并接受日本教育,导致林少篁不懂中文,也不会说闽南语。所幸林清木思想进步,在其影响下,林少篁从小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十分光荣自豪。1946年,林清木被推举担任旅日华侨总会副会长、中国留日同学会顾问等社会职务。他希望女儿能借此机会一起参与到华侨社团的事务中,多与国人进行接触交流。这也正是林少篁所期望的。 

  林少篁曾在1958年的一篇自述稿件中写道:“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我非常不满意自己的这种状况(指不懂中文也不会讲闽南语),为了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我想首先应该学会祖国的语言,并且要正确的掌握关于祖国的知识,因此我很坚定的选择了自己的进学目标,考取了神户市立外事专门学校中国语科。” 

  在日本学校学习中文母语,听起来似乎有些讽刺,但对林少篁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机会。就这样,林少篁开始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协助父亲处理旅日华侨事务。 

  活跃在旅日华侨总会的胡、林二人,很快就相遇了。他们年龄相仿,正值青春年少,有着旅日华侨和台湾同胞等多种相同身份,又同样向往着祖国大陆,一来二去,胡秋金对这位美丽可人、说着蹩脚中文的姑娘产生了好感,林少篁对这位清瘦文雅、满怀报国志向的少年也产生了爱慕之情。 

  1947年,胡秋金考入名古屋交通学院自动工程系。1949年,林少篁考入神户文化服装学院。二人虽分隔两地各自求学,却经常书信往来,感情与日俱增。1950年3月,胡、林二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步入婚姻殿堂。两个月后,胡秋金本科三年顺利毕业,二人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林少篁为了照顾这个温馨的小家,就此退学,这或许是一个遗憾,却也是她为爱情做出的甜蜜牺牲。 

心系祖国,爱国伉俪回国建设 

  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二·二八起义”,国民党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对台湾人民进行血腥镇压。胡秋金原本还为国民党接收台湾欢欣鼓舞,但笼罩在宝岛之上的这一层血的阴霾,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与此同时,胡秋金结识了日共兵库县县委书记金本清一等一批进步分子,金本清一经常住在胡家,胡秋金也常为其做联络工作。在此期间,胡秋金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觉悟有了提升,自此打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政府也向留学生发出了回国参与祖国建设的号召。这使胡秋金备受鼓舞,深感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时刻终于到了,决心毕业后带着林少篁一起回国建设。 

  1950年5月,胡秋金从名古屋交通学院毕业,正在筹划回归大陆之时,父亲接连从台湾寄来三封信,称已在台湾为其谋到高薪工作,要他立即回台。不少要好的同学劝他一道赴欧美深造,名古屋交通学院的老师则希望他继续留在日本。与此同时,国民党台湾当局还下了一道禁令:旅日的台湾学生一律不准回大陆!面对亲人、朋友、老师、环境的阻力,他的内心坚定如初:祖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一个人只有把个人前途和祖国富强结合起来,人生才有意义! 

  话虽如此,但囿于现实阻力,回国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胡秋金一边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一边保持着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 

  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成立以来命途多舛,多次被取缔解散,直到1945年才获得合法席位,并在日本政坛握有一定权利。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势力插手,日本政坛风向转变,大批日共党员被捕,胡秋金与日共的密切联系也引起了日美当局的注意,这使他不得不尽快离开日本。 

  胡秋金的回国历程,档案里仅有寥寥数语:1951年8月,胡秋金匆匆离别了心爱的妻子和不满六个月的女儿,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美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封锁,伪装成海员经香港潜回祖国大陆。短短一句话,既有生离,又几近“死别”,对一个自小体弱的清瘦书生来说,不知经历了多少凶险。 

  1952年9月,胡秋金经国家教育部回国留学生管理处介绍,由人事部门统一分配到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任技术员。 

  由于回国匆忙,林少篁以为丈夫只是避一时之难,曾写信叫他回家,但胡秋金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思想更加坚定,坚决不回日本,并劝说妻子早日回到祖国一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人生理想。 

  林少篁本就向往祖国大陆,不愿孩子再像从前的自己一样不懂祖国的语言和文化,更不想和丈夫两地分居,因此当丈夫劝她回国,并在信中向她介绍祖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时,她心潮澎湃,立刻下定决心:时机成熟,立即回国! 

  1953年,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红十字会在北京就接侨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华侨和留学生可利用到中国接侨的日本船只回国。同年7月,第一批旅日华侨、台胞、留学生乘“兴安丸”号抵达天津塘沽港,其中就包括林少篁。仿佛上天安排一般,胡秋金当年4月刚好被分配到天津拖拉机制造学校任教,夫妻二人得以第一时间见面相拥,倾诉两年相思之苦。 

矢志不渝,坚守信仰入党圆梦 

  胡秋金回国后,工作积极热情,自觉服从组织分配,从不因自己是归国华侨而向组织提特殊要求。1956年6月,胡秋金响应党的号召,携妻子一起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西安汽车机械学校(西安公路学院前身)任教,林少篁暂未分配。1958年,林少篁先就职于西安针棉织品公司衣服加工厂,后调入西安公路学院图书馆。当时学校师资缺乏,教学设备简陋,日常生活也存在许多困难,二人甚至长期分住在集体宿舍。学生上课没有教材,胡秋金就自己编写讲义,刻印发给学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归国华侨无法忍受苦难,陆续出国,西安公路学院先后也有十多名教师离职,但胡秋金夫妇始终没有动摇。 

  “文革”期间,其国外亲友多次劝他出国,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他说:“我的心在祖国,我坚信党组织会搞清我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为胡秋金彻底平了反。胡秋金也于1978年起连续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担任第八届西安市人大代表、常委,西安市侨联副主席、西安市科协副主席、西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兼日语分会主席。1981年被提升为正教授,后担任公路学院基础部副主任。1981年12月,胡秋金参加了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2年7月,胡秋金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追求三十多年的梦想。1982年12月,胡秋金又在台湾同胞为祖国做贡献经验交流大会上受到表彰奖励。 

  这么多的荣誉,却难以消除文革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据陕西省台联第一任副会长、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洪涛回忆:1982年末,他碰到公路学院的一位老师,问他认不认识胡秋金,这位老师认识,但却依旧称胡秋金为“日本特务”。 

  对于这些误解,胡秋金并不在意:党相信我,就够了。 

夫妻同心,共筑中日友好之桥 

  1972年9月,中日建交后,国内对日语人才的需求水涨船高。林少篁认为自己从小侨居日本,对日本的情况和语言都较为熟悉,理应为中日友好交流做贡献,于是便向学校申请进行日语教学。经组织同意,同年12月,林少篁从公路学院图书馆调入外语教研室,成为一名日语教师。 

  林少篁早早便意识到“哑巴式”外语教学的局限性,课堂上为锻炼学员听力,多采用日语授课,为锻炼学员口语表达能力,要求学习时出声发音。经其培训的学员,学习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她还为本校及兄弟院校编写过数本日语教材,为政府单位翻译过日文材料,担任过1977年大学统考日语口试主考员。如在当下,林少篁绝对是备受家长追捧的明星教师。 

胡秋金为学员讲授日语 

  胡秋金则在60年代初便开始外语教学。1961年到1966年间,主要教授英语1760学时。截至1981年晋升教授之前,英语、日语教学已累计高达4500多学时。其授课对象除了本校师生,还有其他兄弟院校以及政府单位。1980年胡秋金为交通部培训出国进修人员,效果显著,学员短期内便可以阅读翻译日文材料,因此受到交通部表彰。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平易近人的个人作风,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使胡秋金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同事的钦佩,许多师生和外单位同行经常到他家中请教交流。 

  除认真完成教学工作外,胡秋金还编译了大量英语、日语作品。包括编写英、日教材,受兄弟单位委托进行汉译英、汉译日、日译汉等工作,内容涉及机器设备使用保修、文物外出展览解说词、文学作品、电影作品等诸多方面。其中1975年和兄弟院校日语教师合作编纂的《简明日汉科技词典》(100多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为外文局图书社编译的《中国的古桥和现代桥梁(日文版)》向国外发行。1979年主编的《日汉道路工程词典》(140多万字)获省科技二等奖,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1980年翻译的电影《阿倍仲麻吕(汉译日)》,由西安市人民代表团赠送给日本奈良、京都两市,为中日友谊作出了新贡献。 

  胡秋金夫妇非常热心对台宣传工作和外事活动,经常撰写对台宣传稿件,向台湾同胞介绍祖国大陆情况。胡秋金在日美等国有许多学术上有成就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来我国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活动时,胡秋金主动承担翻译工作,把同外宾接触中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省、市领导进行汇报,并提出自己对“四化”建设方面的建议。林少篁则为中日妇女交流做了不少贡献,借赴日探亲的机会她还会特意参加日本妇女活动,丰富相关知识。 

  文革期间落下的病根,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使胡秋金的偏头疼和肺气肿越来越严重。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口袋里常备着止痛片。学院领导和同事都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回答不要紧。1981年春季,胡秋金硬是在领导的强迫下,才到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期间他还一直惦记着工作,多次要求提早出院。出院没几天,刚好有一个日本地震代表团来西安访问,访问期间作学术报告需要翻译。他得知后,不顾自己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连夜翻阅资料,第二天又连续工作了九个小时,确保了学术报告翻译工作顺利完成。他因这种“实干、苦干、拼命干”的精神,被同事们誉为“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1983年10月,胡秋金当选为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1986年11月,当选为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名誉会长。1989年因病去世,享年63岁。 

  林少篁1982年起担任第七、八届西安市政协副主席。1986年当选为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1987年当选为陕西省海外联谊会理事。2006年因病去世,享年77岁。 

1988年林少篁(右一)接待台湾钢琴家陈淑贞(中) 

  胡秋金、林少篁这一对爱国伉俪,因祖国结缘、为祖国奉献。他们一生心系祖国、拥护统一,为中日交流做了突出贡献。他们架起的这一座“夫妻桥”,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精彩篇章。 

  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应该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积极采取行动,让先辈们架起的中日友好交流之桥坚实永固,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图/文 续子轩) 

[编辑:陕西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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