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咸池：中共“五一”口号指引着父亲走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此揭开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创建和建设新中国的崭新篇章。在纪念“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的日子里，想起早年父母对我讲述，以及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关于父亲的一件件往事，我不禁思绪万千。

　　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我父亲卢嘉锡1915年10月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台湾省籍塾师家庭，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7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赴英国留学，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客座研究员（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后”）。因日本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离别祖国、滞留欧美长达8年之久。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卢嘉锡（前右二）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

钱学森（前左一）、袁家骝（前右一）、张捷迁（二排左一）等合影

　　1945年抗战胜利，日夜思念祖国、思念家人的父亲谢绝了导师和同事们的挽留，放弃了在美国优裕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科研条件，立即动身回国。他乘坐战后第一班允许载客的越洋客货两用轮，冒着海上水雷还未及清除的危险，漂泊半个多月渡过太平洋，于1945年12月到达上海，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1946年1月初他回到厦门，见到了离别8年的妻儿。接着，父亲担任了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应聘为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每两年去讲一个学期课。他期盼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自己多年“科学救国”的梦想能成为现实。

　　但不久内战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那时薪水讲的是每月“多少斤大米”，到发薪水时，再按当天的米价折算成现金发放。父亲是著名教授，还曾同时拿厦大、浙大两份薪水，按说家庭生活算比较宽裕，可是也经不起物价一日数涨。他在浙大任课时领到薪水，除了平常生活开销所需外，剩余的钱就学别人买一些金华火腿存放起来“保值”。不想几个月后准备回厦门时，发现有的火腿已经被老鼠啃坏了！在厦门，同事们一拿到薪水，马上跑出去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买柴火，剩下的钱就买各种可以“保值”的实物。可是父亲却非要办完一天的公事，晚上才回家。等第二天母亲拿着父亲头一天领回的薪水上街买东西时，物价已经又涨上去一大截了。终于有一天，家里没钱买吃的了！母亲只能忍痛卖掉与父亲结婚时定做的一对戒指，换回一些大米。父亲曾经痛心地对我说：“那戒指上刻着我和你妈妈两个人的名字呀！可是30年代我和你妈妈结婚时家里也不富裕，打的那对戒指很小，换回来的米也够吃不了几天。”连教授的生活都这么艰难，一般百姓的状况更可想而知了。

　　眼看着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欺压百姓，父亲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变成失望、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霸道切齿痛恨。他曾经和王亚南等厦门大学教授一起，在报上发表“笔谈”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抨击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他还曾在大街上用英语的“国骂”痛斥在光天化日下侮辱中国妇女的美国大兵。多少年后，父亲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那些骂人的话学校里不会教，是我留学美国时在小酒吧里学到的。”可是，国家的希望何在？父亲还在思索。

    1948年秋天，父亲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那时，著名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经开始，国民党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中。当时一些名牌大学都是著名的“民主堡垒”，学生中进步势力很强，教师中也有不少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主教授”。父亲在繁忙的授课任务之余，曾经在深夜把收音机音量关到最小，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他知道了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也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前线节节胜利的消息。“五一”口号中庄严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五一”口号在父亲的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父亲在浙大还收到地下党给他寄来的信件，希望他“尽快返回原籍，坚守岗位、迎接解放”。于是，他加快授课进度，提前回到了厦门。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返回厦门后不久，父亲被推选为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会长。曾有人劝说父亲跟随国民党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已经绝望，设法回绝了。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全国解放在即。5月，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领袖、厦门大学的创办人陈嘉庚先生公开声明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布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即将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父亲即以厦大校友总会会长的身份致信陈嘉庚先生，表示校友总会欢迎“校主”（这是父亲对学校创办人的尊称）回国参加新政协时顺道到厦门大学视察指导，这封信公开刊登在当时的厦大《校友通讯》上。其实谁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决不会允许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陈嘉庚先生来厦门。父亲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向海内外昭示了厦大师生拥护新政协召开的共同心愿。

　　当时的厦门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上海解放后，原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来到厦门任警察局长。父亲的老朋友、著名人类学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仅因讲了几句反对“戡乱”的话，就被以“共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入狱。父亲致陈嘉庚先生的公开信更无异于“老虎屁股拔毛”。父亲老友、在国民党厦门市政府供职的黄先生（后移居香港，改革开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前几年刚去世）偷偷来家说，他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看见了父亲的名字，建议父亲到香港暂避一阵。父亲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呢？可在厦门，认识自己的人太多，要想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出逃，谈何容易？再加上母亲当时正怀孕，他更不能走。为了不让母亲担心，父亲表面上若无其事、照常上班。但为了避免自己发生不测时让特务们找到加罪的新“证据”，深夜母亲入睡后，父亲偷偷地把饱含着多年心血、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他在美国从事爆炸研究时的科研工作笔记一本本全部销毁了。

　　1949年夏天，厦门大学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声明旨在“时局艰危时期保存学校文物，策划员工及学生的生活与安全”。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在国外的校长挂名，父亲被以教授、校友总会会长的名义推举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父亲领导“应变委员会”安排师生在校区巡逻以防坏人趁火打劫，并发动劳师助学，设法组织给困境中的厦大教工、家属买米送菜，资助困难学生。父亲还不顾自己也被列入黑名单，掩护、救助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文革”后父亲才知道，厦大“应变委员会”这些巡逻、互助的行动，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以“合法”手段进行的护校斗争的一部分；而父亲有爱国心、有正义感，在社会上、师生中有影响、有号召力，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被地下党认定为出面主事的最佳人选。父亲为这么早就能得到共产党和群众的信任而感到欣慰。

　　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

　　可能是父亲在厦门的声望使国民党特务不得不有所顾忌，也可能是解放军挺进神速使他们未及下手，父亲终于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而安然无恙。1949年10月17日，厦门全岛解放。解放后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未散尽，刚到任的首任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后曾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在千头万绪中约请父亲长谈，倾听对厦门大学学生复课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建议。一席交谈，推心置腹，使父亲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不久，他被选为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相当于后来的市政协），参与了厦门市的重建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父亲先后当选为厦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人大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参与了厦门市、福建省和国家重要事务的讨论与决定。1953年初，经郑重考虑，父亲在厦门大学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先后当选为农工党福建省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父亲的教学、科研和组织管理能力也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重视。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教育部首批一级教授。在厦门大学，父亲先后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校长助理、副校长。1960年，父亲奉调福州，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和福州大学，担任中科院福建分院副院长兼福州大学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科院福建分院撤销，仅保留一个中国科学院华东（文革后改称“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父亲担任所长。

　　“文革”中，父亲和许多知名学者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扫进“牛棚”、挂牌挨批陪斗，被勒令打扫厕所、写检查交代。所幸是周恩来总理了解到父亲的处境后，打电话让福州军区领导出面，“立即解放、安排工作”，父亲才得以“回到群众队伍”中来。

　　自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到改革开放初期，父亲主持了“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和“激光晶体材料”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他提出“固氮酶催化活性中心的原子簇结构网兜模型”、指导青年科技人员研制出优质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些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1978年春，父亲作为台湾省代表团团长，与在祖国大陆各地工作的台湾省籍科学家一起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的多项研究成果得到大会奖励。1979年秋，父亲率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大会，经过他耐心周密细致的工作，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化学会在IUPAC的合法席位，而以“独立财务核算单位”的名义保留台湾地区化学组织的会员资格，实现了中国各专业学会恢复在国际组织合法席位的突破。当年底，父亲先后被评为福建省和全国劳动模范，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1981年，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来到北京，与著名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一起，从科学院体制由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入手，对中国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今天已在科研、高教系统广泛实行的“开放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基金”等重要制度，就是父亲在任中科院院长期间首先提出并施行的。他还多次出国访问，并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长，为中国科学走向世界不懈努力。

1986年，卢嘉锡在做关于固氮活性中心结构模型的学术报告

　　1987年初，父亲从中科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政议政上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七、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长期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还曾任欧美同学会会长。他在人大、政协会议和其他各种场合为弘扬爱国主义、实施科教兴国大声疾呼；他积极倡导智力支边，并多次亲自到环渤海地区、内蒙、陕北、广西、贵州、云南、闽西等地，深入海港、工矿、山区、农村考察，为国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出谋献策；他为头两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都没有青年科学家人选感到心焦，致信中央领导提出意见建议；他为几位科学家在“邱氏鼠药案”中被判败诉鸣不平，与多位院士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维护科学尊严。虽然日渐年老体衰，他仍在为国家的统一、民主、富强、文明殚精竭虑。

198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顾问、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的卢嘉锡到贵州考察调研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亲切会见了他

卢嘉锡在七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代表农工党中央作大会发言

1995年，卢嘉锡（右二）与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右三）等到北大考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左一）在座

　　2001年6月，父亲在福州逝世。李瑞环、曾庆红、蒋正华、王兆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到福州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式。在中央发表的讣告和新华社发表的生平中，称父亲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者之一”、“中国农工民主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称赞他“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特别赞扬父亲“在国家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了爱国民主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爱国进步力量的代表。”我想，这段话正是对父亲当年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指引下坚定地走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道路这段史实最准确的表述和最充分的肯定。

　　中共“五一”口号发表至今已经过去60年了。当年亲历这一段历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辈民主人士多已离开人世，依然在世的也已是耄耋之年。十一年前，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也由于父亲人生道路的影响，我走上了统战工作岗位。今天，纪念中共“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回顾父亲在“五一”口号指引下走过的道路，我决心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